当下新诗批评中的“理论移植”问题透视-《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3期).docx

龙源版权所有 当下新诗批评中的“理论移植”问题透视作者：杨金彪来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03期 摘要：如何更有效地移植、发挥西方文论资源的作用，对于中国新诗评论而言是“与生俱来”的重大理论问题。这种“移植”从新诗的历史来看，无可厚非且卓有成效，问题是不能把这种“无可厚非”给“理所当然”化，应在理论把握与新诗具体情形的结合方面强调分寸的拿捏。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审视其状况，那些表面上是理论运用的技术层面的问题，经过归因分析，呈现出来的实际上是理论运用的主体性问题。单纯依赖西方资源会使新诗批评陷入“虚假的论证”的漩涡，已无法支撑起新诗批评的理论大厦。整合各种理论资源，构建面向未来的、相对成熟的新诗批评理论体系，是站在新诗百年历史根基上的必然性诗学向度。 关键词：新诗批评；理论移植；个案研究；主体性；诗学向度 中图分类号：I206.7；I207.25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2017.03.0025 中国新诗的发生、发展的理论依据主要不是由本民族传统理论资源“新陈代谢”的历史生成，而是“移植”西方理论为新诗诸种现象进行合法性辩护，这一点本无可厚非而且卓有成效，否则，很难想象新诗能够突破古典诗学的包围而自我确立。问题在于不能把这种“无可厚非”给“理所当然”化，在理论把握与新诗具体情形的结合方面是不是应该强调分寸的拿捏。本文现以个案研究的方式为这种“结合”进行诗学向度的“把脉”。 不只新诗的诞生是取法西方，新诗批评话语模式、理论资源迄今为止也主要是移植西方，这意味着：其一，新诗尚无自成一体的理论批评体系，新诗批评亦无独具一格的话语模式；其二，中国传统理论资源在新诗批评中的缺席程度远甚于古诗在新诗中的缺席程度，传统的理论能量、话语模式在新诗批评领域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然而新诗归根到底是汉语诗歌，所传达的最终也主要是中国性体验，新诗批评如果一直不与深远悠久的传统发生亲密接触的话，恐怕会成为无根的诗学，难以自我树立。单纯地依靠西方资源将会产生无穷无尽的“理论移植”问题，也已无法支撑起新诗批评的理论大厦，这正是个案研究所要揭示的。 重启我国传统理论资源，并与新诗批评的现代话语模式相融合在今天尤具意义，本文不仅坚持这一观点，而且自身也做这样一个“实践”。比如，诗学理论运作的最高境界，不妨以“中庸”这一儒家所推崇的人生至高境界进行标记。“极高明而道中庸”，从道的角度看：“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对“道”的“体贴”、切合、不偏离是中庸的核心要求，而这种不偏离是要进入到“平常”的境地才行，即“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此道，不是老子式的超越于人的自然之道，而恰恰是从人的角度所定义的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在人性的实际布展中，“中庸”指向的正是人的心灵本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作为至高之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能推导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陈献章）这一文学的“虚构”本性。“中庸”之道在新诗批评领域的具体化可以看作是特定论述是否切入新诗文本与其所用理论的“区—分”①，即让理论与文本的“亲密性”（海德格尔）充分发挥作用。“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在孔子看来，中庸作为不可须臾而离的至高之道，“过犹不及”，都是“道之不行”、“不明”，都是“亲密性”的不在。 一、新诗形式标准中的“话语联盟”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之道，非常忌讳的一点是道理、理论本身并不复杂难懂，但使用者由于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理论规划，对他人论述就不肯慎思明辨，仅仅就其表面上出现了某个词或某种表意趋向就急下论断，强拉到自己的论述框架内，丝毫不顾及他人理论具体的表意指向与自家道理是否合拍，遑论他人理论自身的逻辑构架。在这里，“道理”的一切棱角都被抹平，一个外强中干的“话语联盟”被构造出来。 荣光启在谈论新诗的语言、经验、形式三维标准时对形式标准的论述就是以制造一个“话语联盟”的方式进行的。联盟主题：“诗，因为它是‘诗’，就必须有一定的形式特征”[1]。联盟构造方式：只要是话语表面是支持形式倾向的话语，或仅仅是自己认为是在支持形式主张的话语，一概纳入阵营；各个话语本身内部的差异乃至对立，都会在自己的“解說”里无影无踪，无关紧要。甚至自己的解说和所解说之文差异甚大也“不以为意”。这是一个看起来无裂缝的话语联盟。但是，话语裂缝是有必要得到我们的尊重的，因为也许唯有它们，才允许我们接近“真实”。 首先，他引用朱光潜对于新诗形式的说法：“形式可以说就是诗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