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切入点和实践展开路径-《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3期).docx

龙源版权所有 儒学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切入点和实践展开路径作者：王元 侯天保来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03期 摘要：汉武帝施行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为儒学实现意识形态转化提供了契机。儒学以“天意”为权力合法性来源， 以“仁政”为基本政治价值取向， 以“礼乐教化”为治国之道， 以“天下”为政治实践展开空间，为封建王朝政治提供了理论支撑。通过“以制说经”的制度安排，皇帝与儒学共同体分别垄断了统治权与统治合法性论证解释权；科举制的创制使君本位的文官行政体系成为支撑封建权力运转的主体，儒士阶层的兴起平衡了社会各阶层权力结构。由此，儒学实现了对思想领域、行政权力和基层社会三位一體的影响和控制，成为整个封建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 关键词：儒学；意识形态化；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2017.03.0023 秦朝二世而亡的前车之鉴证明，强权武力虽能产生新政权，但无法让民众自愿服从，并保障政权的持久稳固。封建皇权迫切需要有相应的理论思想来为其提供辩护以增强统治的合法性，重新平衡权力结构和整合社会各阶层。经由秦的试错，汉初采用黄老之术以休养生息，但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又让天下面临分裂的危险。为求统治的巩固，汉武帝即位后，让各地举荐贤才，进行策问。大儒董仲舒借此提出“天人三策”和“大一统”论，建议实行权力和思想的统一，以实现长治久安。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随后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为儒学实现意识形态转化，型塑封建政治形态提供了契机。 一、儒学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切入点 （一）以“天意”为权力合法性来源 1.“天意”是权力合法性的源头。儒学的“天”不仅限于自然或物理意义上的天空，具有双重引申意义：一是代表着一切非人为的客观自然规律的“天”，“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朱熹阐释为“天即理也”，“天”在这里代表世界万物体现出来的原理，有一物的存在，就有对应的一“理”；二是能主宰人类命运的，拥有神秘力量和类人化意志的“神灵”的天，也就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天”。 天理既为真理、至理，“天人合一”首先就要求人对天进行遵从，也就是按照天的意志行事，顺从天意，“与天地相似，故不违”（《周易·系辞上传》）。所以，“法天而王”便成了封建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是否顺应和服从天意作为评价是否是“圣王”的重要标准，“法天”者很好地顺从和执行了天意，所以具备统御苍生的资格，成为“王”。《春秋·繁露》记载：“古之造文者，三画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人，而连其中，通其道也，谓之王。”“王”就是天、地、人的三位一体，代表着天地维护人间秩序。董仲舒进一步解释为“故王者必法天，以天仁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又养而成之。”所以皇帝的行为都是“奉天承运”，代行天意。经此逻辑推演，皇权便增加了一层神圣的天授权威，使民众将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皇帝的敬畏结合起来，更容易统治。 2.天意暗含民意。儒家的“天理”论并不是要在完全脱离世俗世界之外寻找权力合法性源头，而是同时将“民”注入其中，确保“天人合一”，以避免天、人的孤立分离，具有民本主义色彩。这也是儒学与中世纪的西方纯基督教神学政治的区别。 首先，儒家论证了天意与民意的关系。《尚书·泰誓》中记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皋陶谟 》提出“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认为天和人感知相通。董仲舒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天人感应”理论，认为天与人能够相互感应，人的活动与天能相互反馈。而这里指的人则是天下万民的意思。所以，“天矜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对于民众的意愿，上天也是要顺从和满足的，天意也就代表着民意。既如此，统治者顺从天意也就代表着顺从民意。 其次，由于天意的虚幻色彩，民意便成为现实的权力合法性来源，儒家希望君王能将所代表的天意落实到民意上来。孟子早就主张当政者要“亲亲而仁民”（《孟子·尽心上》），认为民众比君主重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孟子在向学生万章解释为什么舜会接替尧统治天下时说：“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孟子·万章上》）。荀子也提出著名的舟与水的论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人君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荀子·王制》）。董仲舒则提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认为“王”掌握的政权是天授予的，目的是“为民”，如果有害民的行为，天就会将权力剥夺。当天意与民意结合后，朝代更迭在儒家便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