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美学中国化之三种价值趋向-《西部学刊》(2015年10期).docx

龙源版权所有 康德美学中国化之三种价值趋向作者：蓝国桥来源：《西部学刊》2015年第10期 摘要：康德美学中国化，价值立场实难以绕过。学者们的价值立场选择，集中体现于三个方面。其一是受西上中下的观念影响，康有为、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等，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的康德接受者，对康德的哲学美学，坚持的是仰视、拔高的态度。他们接受中缠绕着的，是为己与为人的艰难抉择。其二则是朱光潜、牟宗三、李泽厚等学者，分别基于西学、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唯物论等，不甚相同的文化观念，对康德的哲学美学，选用的是俯视性的审视姿态，其中降低康德的价值趋向，甚是明显。他们接受中流露出的，是超越康德的情怀。其三是以哲学思辨与精通德文为有利条件，郑昕、齐良骥、邓晓芒、李秋零、曹俊峰等，能与康德哲学美学展开平等的对话，他们均在平视康德。勾勒原真的康德面相，带有很大的理想性，因而与康德的对话、交流，是一项需持续进行的工作。拔高、降低、平放三种价值立场的选择，逻辑与历史是交织在一起的。学者们的价值立场选择不同，康德中国化的面貌就各不同，他们取得的成就也就各异。成就的取得足以警示当今的中国学界，告别康德美学，绝非明智之举。 关键词：康德美学;王国维;中国化;价值趋向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从王国维、梁启超算起，康德入驻中土，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在百年的历史苍茫中，中国重要的美学家，除了王国维、梁启超外，还有蔡元培、朱光潜、牟宗三、蒋孔阳、李泽厚等，均与康德发生着难以割舍的牵连，成为美学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贺麟指出，中国自觉接受，包括康德在内的西方古典学说，是姗姗来迟的事情，并是用血泪的惨痛教训换来的。[1]24知识精英们，逼近艰深晦涩的康德学说，与他们变动现实的愿望，始终紧密相连。在西学东渐语境中，他们接受康德学说，价值论的缠绕粘连，是难以清除掉的。 环视如今之学术界，各思想阵营间的价值论争，大有烽烟四起之势。在论争的喧嚣场景中，有“要杜威还是要康德”的声音，在学界回荡开去。多年前，有学者提出“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的问题，在价值论选择中，他要了康德，并使中国的康德学，得以有效推进。[2]189如今提问的句法结构，与此有惊人的相似性。杜威代表的美国美学，倡导经验，强调实用。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山鼻祖，他在美学上，彰显先验，侧重无用。大众文化的兴起，使美在经验、实用的印象，一再得到强化。面对现实的拷问，杜威似乎更胜过康德。由此，必然再次把康德美学接受，推向价值论争的风口浪尖。 历史与现实均已表明，价值论的抉择，是康德美学中国化，难以绕过的话题。其实，整体上看，面对康德美学，中国的知识精英，审视的姿势眼光，要而言之有三。一是仰视，把康德奉若神灵，视康德为难以企及的高峰，由此面对康德，只能是仰望。二则是俯视，把康德放置于脚底，觉得康德学说可以超越，依此可俯瞰康德。三是平视，此乃理想中的姿态，逼近康德是为了与他，和睦平等地对话交流。中国的知识精英，审视康德三种不同的眼光，在深层里，实是三种不同的价值论坚守。他们审视康德眼光的差异，以及价值论的选择差异，使得康德美学的中国化，呈现出精彩纷呈的局面。 一、仰视、抬高趋向 西学东渐，始于晚明。当中传达的信息，是应对社会的变化，原有的文化储备，已逐渐变得捉襟见肘。晚清以降，列强入侵，国事飘摇不定，民族危在旦夕。在如此场景中，介绍西学新说，蔚然成风，潮流难以阻挡。我们可以说，晚明以降，直至晚清，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使中國读书人的文化脊梁，在阵痛中逐渐被软化、摧毁。甲午海战以后，中国的知识精英，他们的文化自信力，已降至历史的最低点。 面对外来文化，滔滔之势的入侵、挑战，有识之士，也在殚精竭虑的出招、应战。先是物质的较量，洋务运动即为代表。物质较量失败后，进而转向制度的变革，戊戌变法，即是谋求制度革新的悲壮努力。变法的失败，促使有识之士意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是有它观念的支撑，于是了解西方学说，特别是古典学说，就是一项庄严的任务，摆在他们的面前。由物质，到制度，再到观念，由外到内，由有形到无形，他们意识到，唯有观念产生裂变，方能引起制度、物质的根本变化，一流的国家输出观念，国家想变得强大，也需输入、更新观念。能有如此见识，颇显得缓慢。对此，贺麟指出：“西学传入中国本来已是太晚，而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哲学，就更晚了。”[1]79此无愧是种卓见！ 知识精英对康德的接受，是社会溃败之后，在绝望中的无奈选择。他们迫切地希望，迅速领会西方学说，以更换传统观念，挽救社会的落寞与衰败。在中土，首次提到康德的，是渴望变法的康有为。引起他强烈兴趣的，是康德的“星云假说”。据他说，他介绍自然科学为主的《诸天讲》，写于1886年，1926年讲授于杭州的天游学院。在该著作中，他介绍了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