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的南疆整顿及其功绩-《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2期).docx

龙源版权所有 高拱的南疆整顿及其功绩作者：岳天雷来源：《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02期 [摘要]明中后期，南方倭盗频繁侵扰、西南夷族屡次反叛，南疆局势岌岌可危。为扭转此种困局，高拱执政后，一方面大力进行边政体制改革，提高明军的防御作战能力；另一方面大力进行边政整顿，取得显著功绩：在西南平息贵州水西“安氏之乱”，在南方剿倭除盗，镇压少数民族反叛。高拱的边政整顿不仅扭转了明朝被动挨打的局面，而且也为其后张居正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开启了“隆万改革”之先河，使隆末万初呈现出中兴之势。明清至今，诸多政治家和史学家对其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关键词]高拱；南疆整顿；靖边功绩；历史评价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3）02-0149-10 高拱（1513-1578，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是明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隆（庆）万（历）大改革”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于隆庆三年（1569）底复入阁，继又提任内阁首辅并兼掌吏部事后，针对当时南方倭盗频繁侵扰、西南夷族屡次反叛的局势，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边政改革，如创建兵部官员储备和特迁制度、边官将佐休假和内迁制度、军备人员不职误事的惩罚之制等，以提高明军的防御作战能力。在此基础上，他又制定并实施了一整套正确的战略方针和靖边方略，即据实定策，和平解决；迎头痛击，坚决镇压；并取得了“贵夷詟服，岭寇底宁”[1]（P551）的显著功绩。高拱的边政整顿不仅巩固和加强了边防，为其后张居正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而且对维护国家的统一也产生过积极作用，在古代边疆史和民族关系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平息“安氏之乱” 隆庆四年（1570）初，贵州发生土官安国亨与安智互相仇杀的严重事件。而当地的地方官却袒护安智，照搬镇压内地反叛势力的模式，结果造成安国亨拥兵自卫的对抗局面。高拱复政后，根据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在深入调查、核准实情的基础上，提出以抚为主，不轻用兵，力争和平解决的处置方略，从而使这起骚乱仇杀事件得以圆满解决，贵州大局也趋于稳定。这是高拱处理边疆少数民族问题的光辉范例。 （一）贵州“安氏之乱”的起因 自古以来，贵州就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元朝在这一地区设立土司制度进行管理。明初，太祖朱元璋以数十万兵力平定西南各省后，为控制这些地区，承袭元朝的土司制度。“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官衔号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2]（P7982）。明政府规定，土司的选任和承袭，“原俱属验封司掌行。洪武末年，以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官皆领土兵，改隶兵部，其余守土者，仍隶验封司”[3]。但这一规定，并没有贯彻始终。至嘉靖九年（1530）始复旧制，“以府州县等官隶验封，宣慰、招讨等官隶武选。隶验封者，布政司领之；隶武选者，都指挥领之”[2]（P7982）。另外，明政府在西南地区亦建立军事卫所，隶属各省都指挥使司。都司以下设都司土官，将诸土司的土兵纳入都司的管辖之下，都司和卫所的官员均由朝廷任命，土司官职大多由各族首领世袭。土兵听从朝廷和都司的调遣。 明朝推行的土司制度，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日益显露。土司的世袭制造成割据势力，土司间往往为争夺领地、承袭权而不断发生战乱、仇杀和内讧。于是，明朝在一些矛盾比较突出的地区又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即改土司为府州县，由中央派官员治理，或废府州县中的土官，任用可以调迁的“流官”进行统治。然而，明朝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并不彻底，由于受到土官的极力抵制而不断反复。至嘉靖、隆庆时期，土官的反叛、仇杀和内讧事件频繁发生。 隆庆四年（1570）初，贵州水西发生了一起土官安氏内乱的严重事件。这是贵州宣慰使土官安国亨因为仇杀安信而与安信之兄安智战于黔西朵泥桥的宗族仇杀事件元明时期，水西君长接受中央王朝的赐封，成为大土司。明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升贵州宣抚司为宣慰使，诏霭翠（系水西君长）位各宣慰之上。自霭翠以后，水西君长开始采用汉姓，即“安”，实行双姓名制。霭翠之后，水西彝族土司之间常有“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为救援”的情况，“安氏之乱”即是明例。当时，贵州水西宣慰使土官安国亨安国亨，明洪武年间贵州宣慰使霭翠第十二代孙，安仁之子，嘉靖四十一年（1562）袭任贵州宣慰使，隆庆四年（1570）被革职，万历二十五年（1597）卒。安国亨在贵州宣慰使任上的9年，有一定的政绩。据李良品先生研究，主要是听从朝廷调遣，铲除草莽野寇；大力发展水西地区的农业生产；注重交通，疏通道路，修建桥梁；认真学习和传播汉文化，能诗善文，精通书法。安国亨仇杀安信，引发“安氏之乱”的原因是：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