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环境规制对政治关联丧失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重庆社会科学》(2019年7期).docx

龙源版权所有 经济新常态下环境规制对政治关联丧失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作者：谭建伟 张智文来源：《重庆社会科学》2019年第07期 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环境规制及政治关联丧失的双重背景下企业创新亟须改变，结合波特假说，综合采用DID和DDD差分法检验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环境规制对政治关联丧失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丧失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政治关联丧失层级越高，越能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环境规制阻碍政治关联丧失层级较高的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但总体上在短期内不能显著促进政治关联丧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政治关联丧失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用实证检验进一步丰富了波特假说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新常态;环境规制;政治关联丧失;研发投入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章编号] 1673-0186（2019）07-0053-012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19.07.005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确认为“千年大计”，表明中国环境规制将长期处于较高水平，旨在利用环境规制政策解决“经济高速增长”与“环境质量恶化”的两难困境，实现环境改善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红利[1]。大量环境规制政策的出台以及行政执法强度的增加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环境规制水平，良好的环境规制政策应当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2]。实际上，“环境规制”是政府的规制行为，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环境规制压力主要来源于政府出台的环保政策与环保执法力度。当前中国的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要影响，实质上对企业生产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波特假说认为，严格且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抵消“遵循成本”，提高经营绩效[3-4]。面对高强度的环境规制水平，企业应当积极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但在新兴经济体国家，法律、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政府在资源分配过程中的作用非常活跃，以至于保持良好的政企关系成为避免企业产权遭受侵害、获取稀缺资源的重要途径。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热衷于政治关联而不是自身能力建设[5]。因此，寻求政治关联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手段[6]。 然而，自费斯曼（Fisman）提出“政治关联”[7]以来，关于政治关联作用的争论从未停止。在中国，企业主要通过聘任具有政府任职经历的政治人物或企业家通过当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成为政治人物建立政治关联[8]，这些政治人物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政治人物从企业离职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学者关注。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学者依据中组部颁布的“18号文”导致的具有官员背景的独立董事辞职这一准自然实验开展的政治关联丧失的研究[9-11]。遗憾的是，通过对比发现，根据中国发展经验进行的政治关联的研究普遍集中在讨论政治关联带来的长期经济后果，但目前对于政治关联丧失的研究却局限于对企业市值的影响，并未进一步取得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根据本文的统计，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自2011年至2018年分别出现322、395、538、1542、787、521、396、324家企业政治关联高管离职，其中2014年数量激增的原因是中组部颁布的“18号文”导致的具有官员背景的独立董事强制辞职。由此可见，政治关联高管离职造成的企业政治关联丧失已是常见的现象。 但自波特假说提出以来，学术界一直遵循环境规制影响创新的研究框架，少有研究考虑政治环境的影响。根据中国企业的成长环境，政治关联作为有效的非正式制度[12]，能够帮助企业缓冲环境规制政策压力。但随着制度变迁过程中政治关联高管离职现象普遍出现，由此造成的政治关联丧失无法使企业继续依靠政治关系发展，同时面对高强度的环境规制压力，或许会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效应。本文基于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的这一现实情况，实证研究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后环境规制对政治关联丧失企业的研发激励效应，进一步丰富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框架。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直以来，以克鲁格（Kruger）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学派的寻租理论被视为政治关联的理论起源。克鲁格（Kruger）提出一种简单的寻租方式：企业聘任政府官员的亲属[13]。显然，寻租行为为企业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会产生非生产性成本。对企业发展而言，寻租行为是一项长期策略，企业构建政治关联的动机来源于长期获利抵消成本的预期。对企业技术创新而言，政治关联能够帮助企业获取更多有助于创新的资源[14]，例如知识资源、银行贷款、政府补助、税收优惠等等[15-18]。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具有绝对的正向影响。企业为获取和维系政治关联付出的寻租成本可能会挤占研发资源、抑制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