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的政策效应-《重庆社会科学》(2019年7期).docx

龙源版权所有 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的政策效应作者：曹静 郭哲来源：《重庆社会科学》2019年第07期 摘 要：排污权交易制度在中国11个省（市）已经试行十余年，但仍未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排污权交易制度是否改善了试点地区的环境质量？其政策效应如何？能否进一步推广？本文将2007年财政部会同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11个省（市）为国家级排污权交易试点视作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PSM-DID）评估排污权交易政策对试点地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污权交易政策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的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稳健性检验证明，该政策效应并非时间趋势所导致，即使剔除2002年在市级层面试点的省份，该政策效应依旧显著，证明了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具有显著的减排效果。 关键词：排污权交易;政策评估;政策效应 [中图分类号] X32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19）07-0024-014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19.07.003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但环境问题却日益严重。近些年来，国家也愈发重视环境治理及生态文明建设，采取多种手段积极推动环境治理。从国家层面的立法保障，到由政府引导的诸如气候规划、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再到推动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党和政府积极探索环境治理机制以及降污减排的有效方法，以切实改善我国环境质量。 其中，排污权交易制度作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市场化手段，已在中国试点十余年。2007年起，财政部会同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批复江苏、天津、浙江、湖北等11个省（市）作为国家级试点单位，积极探索实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17年年底基本建立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为全面推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奠定基础。”但至今，排污权交易制度仍未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那么，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有无真正发挥作用？其是否改善了试点地区的环境质量？能否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广？ 排污权交易对象主要是二氧化硫，同时涵盖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以及少量水污染物。本文聚焦排污权交易制度对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对其政策效应进行评估。本文将2007年国家先后批复11个省（市）作为国家级排污权交易试点看作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PSM-DID）对试点省（市）和非试点省（市）在政策实施前后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变化进行比较，以期排除干扰因素，评估试点地区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净效应，从而为排污权交易制度的进一步推广提供现实和经验依据。 一、文獻综述 早期有关环境治理的研究多关注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较为经典的是，世界银行以及格罗斯曼与克鲁格（Grosman & Krueger）的一项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1]，这是由于早期经济增长导致资源过度开发和污染物过量排放，环境污染加重;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技术进步及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会使得环境污染状况得到改善。塞尔登与宋（Selden & Song）、沙菲克等人（Shafik， et al.）、科尔等人（Cole， et al.）、希尔顿与莱文森（Hilton & Levinson）的研究均证实了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2-5]。但也有学者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质疑，认为样本选择、其他控制变量的增加和计量方法的不同都有可能导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发生变化。例如，彭水军、包群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给出了中国的实证证据，得出变量选取会影响该曲线关系的结论[6]。王敏、黄滢发现在考虑时间趋势变量后，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不再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7]。 后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表明我国的人均GDP的增加有助于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强调环境政策和激励措施在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8]。何为等学者也基于天津市的面板数据，证实天津市大气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关系并不显著，而是环境政策与企业减排技术显著降低了污染物排放量[9]。 为改善环境质量，中国采取了多种污染控制政策，一般学者将其分为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与市场型政策工具。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主要借助直接的政策管控，如环境排放标准、不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等政策。例如，国家《“十二五”环境保护规划》、1997年中国环保部划定的“两控区”，以及2016年环境保护部颁发的《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均属于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市场型政策工具则主要依赖对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