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甄经世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当代价值-《重庆社会科学》(2019年7期).docx

龙源版权所有 试论唐甄经世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当代价值作者：谭利思 王蓉来源：《重庆社会科学》2019年第07期 摘 要：从为君之道、官僚制度建设、养民富民之政三个角度分析明末清初儒家思想家唐甄的经世致用论。首先，唐甄批判了君主专制，认为君主对天下的治、乱负有主要责任，君主要加强自己的德性修养，为民众树立榜样，导民向善;还要“抑尊”，以平等、处下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臣子，构建新型君臣关系。官僚制度建设方面，唐甄提出恢复“相权”和周朝官制。加强“相权”旨在制衡君权;恢复周朝官制可以“省官”。“省官”的目的在于提高现任官员的收入，官员俸禄丰厚就不会盘剥民众，就可以“兴忠义”。而所有这些措施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养民、富民，唐甄提出，政府不仅要重视农业还要因地制宜发展各项副业，同时还要加大对灾、贫的救助力度。这些都对当下社会的公民德性培养以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治乱惟君;吏治;养民;富民 [中图分类号] B249.4 [文章编号] 1673-0186（2019）07-0120-009 [文獻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19.07.011 唐甄（1630—1704），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著有《潜书》一书，是明末清初重要儒家思想家。他的儒学思想有着鲜明的启蒙救世的特色。本文将主要从唐甄提出的君主修身以治天下的思想、官僚制度建设思想以及富民养民的施政措施三方面入手，探讨唐甄经世理论特质以及其蕴含的精神价值。 《潜书》开篇《辨儒》中力陈“儒者言功”的观点，批驳了儒者不计功的说法，为整本书定下了基调。他提出儒者之贵在于“用”[1]6，如果儒者只在乎一己之修为，不造福一方百姓，则为拘儒。可以说，唐甄的经世思想分为两条路线，一是从个体“德性”修养入手，尤其是君主的德性修养。他认为“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1]91，所以“格君心之非”[2]165就变得十分重要，君王有德才能推“不忍人之心”[3]237于天下，这是天下大治的必要条件。同时，作为臣下也应该善学自修，“不矜其能，不伐其功”[1]168，不结党营私，直言敢谏，君臣同心，天下大治可期。二是为政一方的官吏要“以富民为言”[1]154、“以富民为事”、[1]154“以富民为功”[1]150，并提出了富民、养民、恤民、救民、助民、化民等一系列的制度建设。 （一）治乱惟君 作为心学学者，唐甄也秉承了心学一贯的政治思想，即政治是人格的扩大化。唐甄认为天下治乱的关键在于“君主”是否有道。“治乱在君，于臣何有？”[1]171“人无贤不贤，贤不贤惟君;政无善不善，善不善惟君。君惟有道，虽恒才常法，可以为治;君惟不道，虽有大贤良法，亦以成乱。”[1]172“川流溃决，必问为防之人;比户延烧，必罪失火之主。至于破家亡国，流毒无穷，孰为之而孰主之？非君其谁乎！”[1]171海内百亿万之生民，握于一人之手，抚之则安居，置之则失望，天乎君哉，地乎君哉！”[1]92 不责臣而责君，也是仲尼之教，“《春秋》之法……君惟不道，不君其君而后动于恶，非人弑之，自弑之也。君而不君，国人不与，社稷不保，国家危亡，而且恶名著于《春秋》，罪在贼臣之上，可不惧乎！”[1]171-172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唐甄才发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1]252、“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1]253的感叹。这些观点在唐甄生活的时代无疑是惊世骇俗的，言辞之激烈甚至超过王夫之、顾炎武等与其同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冯天瑜先生评论说，“黄宗羲和唐甄是清初批判君主专制的两位健将，他们一反传统尊君论对君主制度的种种美化而犀利地指出，至高无上的君主……不过是一介‘独夫’而已”[4]554。不过，唐甄虽然对君主专制提出了猛烈的批评，但是在制度的设计上，他并不主张废除君主专制，而是更多地寄希望于“贤君”，主张通过提高君主本身的修养进而实施善政，最终惠及百姓。 万乘之主的德性修养直接关乎社会的治乱安危，所以“正君心”“格君心之非”[2]165成为首当其冲之事。若君王德性有亏，就会招致各种乱象：“懦君蓄乱，辟君生乱，暗君召乱，暴君激乱”[1]92，自夏以后二十一代失天下者皆是因为君主德性有亏，善恶倒置，祸成于渐，最后臣叛人散，亡国、亡天下。君主若德性有亏，即便有皋、夔这样的贤臣天下依然会乱;若君主德性无亏，即便有佞臣天下也会治。唐甄认为尧舜等贤明之君的为君之道，不过就是不失其“不忍人”的“本心”而已，君主“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存心如赤子”[1]143。“君子之于天下也，无他道也，惟全此不忍之心而已矣”[1]254，此“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因其仅为发端，故还须要全此心、存此心。那么君主该如何全此心、存此心呢？ 首先，为君者要做到“抑尊”。“抑尊”旨在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