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缓和进程中美国决策者对风险的认知与应对-《西部学刊》(2013年10期).docx

龙源版权所有 中美缓和进程中美国决策者对风险的认知与应对作者：王成至来源：《西部学刊》2013年第10期 摘要：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中美缓和，就实质来说，是战后雅尔塔体系下两个因国际地位和自我发展定位不同而陷入冲突的国家，受特定共同利益的驱使，对双边关系进行的一次重大调整。在双方并未背弃造成彼此对立的各自国家使命的情况下，如何避免为谋求和解而不得不向对方作出的妥协伤害到追求自身长远目标的能力，成为对两国决策者政治智慧的一次考验。以尼克松为首的美国决策者们对缓和风险的认知和应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即：防止对华缓和沦为向意识形态对手的无原则妥协；防止其被自己主导的阵营理解为是背弃盟友和放弃领导；防止其被中国方面利用来削弱美国的战略优势和美国领导人的政治威信；防止其给美国与雅尔塔体系的另一根重要支柱苏联的关系带来不必要的波折。美国决策者们的上述考虑，对日后的中美关系构成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尼克松政府；中美缓和；风险；认知；应对 中途分类号：D8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以理查德·尼克松、亨利·基辛格为代表的美国尼克松政府的决策者们，在推动中美缓和进程中表现出的现实主义态度和战略家的魄力，已经得到了外交史研究者们的充分肯定。但是，对于他们在推动缓和进程中所面临的风险以及如何认知并规避这些风险的情况，研究的还较少。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对中美缓和这一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事件形成更为全面的认识，也有助于更为准确地理解中美实现和解之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性质。 中美两国是二战后出现的雅尔塔体系下的两个具有不同国际地位和自我发展定位的国家。不同的自我发展定位和对国际秩序的不同追求，构成了两国关系的根本性矛盾①。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虽然在特定的国际国内形势作用下，两国领导人发现在维持东亚地区力量对比、限制苏联在该地区扩张等问题上出现了合作的需要。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对各自终极目标的追求，实际上，双方都把缓和看作是通向最终目标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个策略②。在这种情况下，推动缓和的双方领导人难以绕开至少四个方面的挑战：一是中美长期的敌对状态在两国人民之间造成的隔阂，不会随领导人作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决策而自然消除，国内人民会把这一政策调整与本国国家使命是否发生变更加以联系，引申出对国家使命正当性的思考。二是中美两国作为两大敌对阵营内具有不同程度影响的大国，各自周围都聚集着一批“志同道合”的国际政治势力，一些国际盟友从自身利益的需要出发，宁愿中美维持敌对状态，而中美改善关系如果以盟友的离心离德为代价，也将使两国实现长远目标的条件受损。三是雅尔塔体系除美国外的另一根重要支柱苏联，出于对自身战略优势因中美缓和而遭到削弱的恐惧，无疑会利用自身的影响，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这一进程。四是两国当权者的政敌们也会利用两国民众的隔阂、盟国的不满、苏联的破坏乃至当权者处置这些矛盾的失当，来削弱当权者的威信和权力，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 处理不好这几个方面的问题，缓和政策不仅不会增进两国的国家利益和巩固两国领导人的权势，反而会削弱国家追求自身长远目标的能力，陷决策者于被动境地。 一、尼克松及其助手对缓和风险的认知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由于战后长期采取过度扩张的内外政策而导致国力相对下降、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美国政府追求“美国治下的和平”的能力受到严重制约。面对这样的局面，1969年入主白宫的尼克松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等人认为，美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将继续处于战略优势相对下降的境地，战后出现的美苏两极世界格局正在向美、苏、日、西欧和中国多强并立的格局转化，过去面对的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分裂为苏联、中国等多个中心相互竞争的局面，坚信美国能够利用自身尚且掌握的巨大资源，积极参与对未来多极化格局的塑造，在国际格局变化的环境中保持主动。为此，他们主张在战略上要区分轻重缓急，摆脱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通过谈判缓和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大国的紧张关系，在亚洲实行战略收缩，同时通过利用中苏矛盾以及加强亚洲盟国的自主防御能力，防止中苏填补该地区的真空③。 1969年春夏之际爆发的中苏边界冲突，为尼克松利用中苏矛盾推进其战略设计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由于这场冲突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出苏联可能通过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取得在远东的支配地位，尼克松最终选择了拉拢中国抗衡苏联的策略，企图以同中国和解来要挟苏联按照美国开出的条件与美建立和平共处关系④。为此，尼克松不可避免要在对华政策上有所调整。 尼克松谋求通过与中国缓和，是有风险的：第一，虽然大多数美国民众当时是拥护对华缓和的，但是国内的右翼势力（如亲台、亲日势力）和亲苏势力都反对这个政策，而且右翼势力还在政界和军界有比较大的影响，有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