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近代湖南汉学谱系-《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6期).docx

龙源版权所有 重构近代湖南汉学谱系作者：安学勇来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06期 摘要：杨树达于政治思想上与叶德辉有较大分歧，于学术上也认识到叶德辉的不足与局限，但又推崇叶德辉为“旷代之鸿儒”。杨树达通过抬高叶德辉的学术成就，以达到构建近代湖南汉学谱系，乃至进一步树立民国时期湖南汉学正统的目的。 关键词：杨树达；叶德辉；民国学术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44 一、叶德辉与杨树达的师生交谊 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号积微，湖南长沙人，我国近代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1897年入长沙时务学堂，受教于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时务学堂解散后，1899年，又与其兄杨树谷遵父命师从叶德辉，学习中国传统学问。叶德辉于制艺外，授以《说文解字》、《四库全书总目》、《汉书·艺文志》等书，“言《说文解字》为治群书之梯航，《四库全书总目》为读群书之向导。”[1]110谓非此不能得读书门径，令杨树达“每书下句读，日必四五纸”[2]119，这为杨树达后来治学打下了坚实基础。1905年杨树达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武昌起义后归国，依旧向叶德辉问学不辍。叶、杨师生关系密切，1921年夏叶德辉北上访杨，此时杨树达正任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叶德辉居北京期间，“遇夫数日一过从，时挟其著书，殷殷请益，其成者必索一序，盖犹承平时在余家园问字时光景也。”[2]119杨树达不仅在学问方面多有请教，还时常与叶德辉共同出游、宴饮、购书、听戏[3]。叶德辉离开北京后，杨树达还经常与之书信交流。1922年7月5日杨树达抵湖南，7日即往拜谒叶德辉，不遇，8日再访[4]。1923年7月杨树达于暑期返湘讲演，21日抵长沙，次日即拜访叶德辉，“阅其所著《说文疏证》。”[5]1925年夏叶德辉再次北游北京，下榻于杨树达寓所，师徒“出则共载游山水，入则谈经论史”[6]。 叶德辉对杨树达的学问尤为赞许。早年追随叶德辉求学之时，叶氏即言杨树达他日成就“必在诸生上也”[2]119。1921年叶德辉北游期间，杨树达将其所著《刘向说苑集证》、《新序集证》、《韩诗疏证》等请叶德辉作序，叶德辉阅后，揄扬有加，谓杨树达“善于著书” [1]112，“遇夫好学之勤，著书之勇，今日之士，诚不多见。”[2]118并称赞《韩诗外传疏证》“大抵援据周秦两汉诸子书载重见复出之事，依类纂集，一一校其讹误，别其异同，分别其书……以本书证本书，洵为不易之论。”[2]109于《说苑集证序》中则言“门人杨生遇夫遍举周秦两汉诸子之书读之，而尽发其覆。或以前证后，而知后者之说引据不诬；或以后证前，而知前者之说考订可信。”[2]116叶德辉尚有诗云：“弟兄才调似机云，瀛海归来学更勤。房魏无功兴礼乐，何如关薛重河汾。”自注道：“昆仲髫年从吾受业，芗诒（杨树谷）有经世之志，屡起屡踬，遇夫则息交绝游，终日阒如也。”[7]595对叶德辉的种种赞许，杨树达则于《郋园学行记》中谦称自己的学问“实则本吾师以经证经之例也”[1]112。 叶、杨之间书信交往频繁，1927年叶德辉去世后，杨树达裱装叶德辉书札十通珍藏。通过这些书信，从中可窥见叶、杨之间的师徒情深。如王先谦曾作《汉书补注》，杨树达遍搜王先谦未采诸书，为之补益，成《汉书补注补正》。对杨树达所著《补正》，叶德辉称赞其“熟于《史》、《汉》文例，又复博览群书，为之考证，自是精心之作。”但叶德辉认为王先谦之书只可供类书之用，为该书进行补正、校勘，“究属虚耗心力，窃谓有此闲日工夫，不如自作他书较为有益。”劝诫杨树达“吾辈读书立志，皆当置身千载以上，与古人抗手一堂，何必喋喋不休偕土偶人共语耶？”并对杨树达寄予厚望：“吾弟好学深思，读书处处得法，故进一解，愿勉励吾弟为第一流人，不愿吾弟于学问重门洞开之时，再为王怀祖、俞曲园也”[8]105-106。叶德辉认为王先谦著书甚多，而精要使人爱不释手者少，故作书一封与杨树达，不赞成杨树达耗神于《汉书补注补正》，言语中充满对杨氏的关怀与期待，师徒感情之深，由此可见。 二、杨树达于政治思想观念上与叶德辉的分歧 晚清今文经学崇尚《公羊》，到了康有为将公羊学说与变法改制思想结合起来，学术与政治混杂一体，使公羊今文经学的意义超出了学术而具有鲜明的政治功利，此种观念经由梁启超掌教时务学堂传至湖湘。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后，以《公羊》、《孟子》为教本，参以排荀思想，以“绌荀申孟”为标识，引孟子诛责“民贼”、“独夫”诸义，为大同精意所寄[9]126。其“绌荀申孟”的目的，即是要打破学界汉学垄断的风气，更有以此为端申民权、倡革命之意。梁氏此时论学术，“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这遭到王先谦、叶德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