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藏区影像民族志创作-《西部学刊》(2019年19期).docx

龙源版权所有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藏区影像民族志创作作者：吴雁 林燕琳来源：《西部学刊》2019年第19期 摘要：有学者认为藏区影像民族志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从主体间性视域考察藏区影像民族志创作，主体间性理论的不断成熟有助于弥合完善主体性理论。从主体间性视域角度反思藏区影像民族志创作，可以看到其主体性的“表述危机”， 而公共人类学能够推动主体间性影像民族志创作发展。主体间性视域下藏区影像民族志的重构，厘清多重主体在影像民族志中的关系是基础，多重主体达成共识是实践路径，创作实践是不竭动力。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主体间性;影像民族志;藏区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19-0101-03 在中国影像发展史上，藏区影像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通过透视不同时期藏区影像的发展轨迹，我们既可以窥见藏族民众社会生活的变迁，也可以在影像民族志研究中梳理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轨迹，这对于构建群族景观与社会状况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影像民族志创作的主体关系一直存在论争：诸多藏区影像民族志作品更多地关注民族志书写的形式和内容，而较少关注民族志书写“主体”这个中心，由此引发推动了藏区影像民族志创作的时代诉求。人类学学科理论演进和范式革新，表明民族志作品中主体性写作带来的“表述危机”对藏区影像民族志创作的影响，会造成中华民族在“自我身份表达”中的“视觉危机”。为回应民族志创作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现代性的要求，本文以主体间性理论为研究视角，通过厘清多重主体间关系，探讨不同主体间共识的达成及其如何构建主体间性理论下的公共人类学，从而达到超越传统影像民族志的创作效果，阐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实践策略。 一、藏区影像民族志创作的历史路径 （一）藏区影像民族志历史发展梳理 透视藏区影像民族志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轨迹，学者朱靖江将其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清朝末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闯入者窥视期”，即他者的文化霸权主义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国家/精英视角的审视期”，即主体性被阐释、被误读时期;第三阶段是“藏边地区的自主表达期”，即主体性意识的觉醒与表达时期[1]。从这三个阶段来看，藏区影像民族志所呈现的社会形态与文化图景对揭示影像背后的文化立场、创作方法与权力关系对于构建群族景观与社会状况、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可视化表达和图像化展演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涵，然而无论在哪一时期，藏区影像民族志作品均受传统影像民族志作品创作主体“一言堂”发声的影响。其中，以1950-2000年国家/精英视角的审视期对藏边地区影像符号和文化意蕴的主体解读表现最为明显。 由于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藏区影像前三十年的发展带有强烈的政治导向性，主要是构建一种由国家意志主导的影像表述系统，如《百万农奴站起来》《干部开会》《中央访问团与代表看演出》等被纳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记录电影序列之中的影片，它们以搬演再现的表现形式和特定时期政治意识形态为参照和偶像，具有浓厚的宣传意味。1980年后，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和萌芽，藏族传统文化伴随着宗教信仰重新掀起一股热潮，与藏区文化有关的影像创作也再度兴盛，此时开始了影像创作者主体自我身份的构建和认同。如1996年中法合拍的人类学影像《神圣的鼓手》，通过记录和再现藏族、土族人民最盛大的宗教性节日“六月会”的盛况，展现了两族群主体性意识的构建;再如由季丹、沙青导演的纪录片影像《贡布的幸福生活》，通过藏民贡布对现实生活的焦虑和对眼前拥有的幸福的交织刻画，展现了藏民内在的自在和平静，表现了他们对生活的由衷知足和幸福，同样也是主体意识的构建和认同。此时的影像生产过程，在摄者与被摄者之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平等的文化交流、分享关系，藏区影像亦缺乏文化主体之间的平等协商并达致共识。 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后现代反思民族志时代的开启，学者、创作机构对藏区影像民族志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反思和建构，在创作上也开始摆脱由创作者建构和控制的定式，出现了“多声部”发声，并推动一批优秀藏区影像的产生，如表现自驾游西藏的大型纪录片《进藏》（程工），通过对闭关僧人、守墓人、朝圣者、原住民等多个主体的跟踪采访，在还原藏区自然图景的同时，展现了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藏民的点点滴滴和不为外人所知的生活方式。同样的珍贵影像还有于亭婷的《藏地使者》、曾海若的《第三极》和阎大众的《香巴拉深处》等。 （二）藏区影像民族志主体性的“表述危机” 20世紀80年代，表述危机①说直指人类学知识论基础，对人类学理解“他者”文化表述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在表述危机中，民族志不再具有强大的权威性，它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被学者广泛质疑。藏区影像民族志中对主体性的强调便展示了这种表述危机。电影《静静的嘛呢石》导演万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