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生回避性拖延、情绪智力、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职业教育研究》(2018年2期).docx

龙源版权所有 高职生回避性拖延、情绪智力、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作者：李晶来源：《职业教育研究》2018年第02期 摘要：为考察高职生回避性拖延、情绪智力与职业决策效能感的整体现状及两两相关，对提高高职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提出对策，采用回避性拖延量表、情绪智力量表和职业决策自我能感量表对天津、北京、云南等地高职生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各人口学变量在回避性拖延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性别在情绪智力得分上具有差异性，男生在总情绪智力、他人情绪管理和自我情绪管理上显著低于女生；工科生的情绪智力低于文科生和理科生；不同年级在情绪智力上存在显著差异；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回避性拖延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呈显著的负向预测；情绪智力与回避性拖延呈显著负相关。 关键词：高职生；回避性拖延；情绪智力；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相关研究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8）02-0072-06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1999年起，随着国家连续扩大招生规模，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复杂严峻。从高职生来看，虽然近几年的数据统计显示高职生的就业率远远高于本科生，但其就业质量是否达到人职匹配等都值得进一步分析和探讨。因此，如何做出恰当的职业决策，如何从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变得更加关键。有研究表明，部分大学生在职业决策过程中出现决策困难，不知如何做出选择，犹豫不决、缺乏信心，忧虑就业后的前景等等。因此，本文拟结合高职生现状，研究高职生回避性拖延、情绪智力、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状况，探讨三者间关系及其影响机制，丰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理论，为干预提高学生的情绪智力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行为提供有效依据和对策。 （二）相关概念界定 拖延，英文为Procrastinate，从词根角度来看，“pro”为向前放置，抽象意义上表达意图与打算；“Crastinus”意为明天。简言之，就是把事放到明天做的打算和行为[1]。而回避性拖延是基于个体动机，个体为防止他人对自己的负面消极评价，以及满足维护自尊的需要。回避性拖延一般伴随着焦虑、紧张等负面情绪，但仍然通过做其他无关紧要的事来逃避任务。 2000年，Meyer和Salovey基于信息加工理论将这一模型修正为四个维度：情绪知觉、情绪的整合、情绪的理解和情绪的管理。并且区分了人格与情绪智力，将情绪智力定义为“一种认识情绪意义和它们关系的能力、利用知识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使用情绪促进认知活动的能力，并且认为情绪智力是横跨认知系统和情绪系统的操作，通常以整体的方式进行操作” [2]。 1983，哈克特和贝兹提出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定义：是个体对于参与职业选择等相关任务的自信程度和成功率评估，2006年，哈克特和贝兹提出，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操作性定义就是个体对职业选择能力的自信程度。Crites提出的职业选择能力包括五个因素：自我评价、收集信息、确定目标、制定计划和问题解决[3]。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被试 本问卷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等高职院校选取高职生600名进行测验，经过问卷回收，对无效问卷剔除之后，获得有效问卷502份。其中男生193名，女生309名；独生子女119名，非独生子女383名；工科生136名，理科生98名，文科生268名。 （二）研究工具 1.开放性问题 通过研究目的，考察高职生对学校职业生涯辅导相关课程的主观感受、评价和体会，以及高职生对自己职业选择能力的主观评价。共有六道题。 2.回避性拖延量表 回避性拖延量表（APS）又叫成人拖延问卷，由McCown和Johnson编制，量表针对回避性拖延动机进行测量。量表包括一个维度15个项目，Likert 5点计分，其中有6道题是反向计分，从1到5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4]。本论文所得Cronbach’s α为0.793。 3.情绪智力量表 Schutte情绪智力测验是由Schutte等人以Salovey和 Mayer提出的情绪智力模型为理论基础进行编制的，具有四个维度：情绪感知（12道题）、自我情绪管理（情绪调控8道题）、他人情绪管理（理解情绪6道题）、情绪运用（运用情绪促进思维7道题）。Likert 5点计分，其中第5，28，33题为反向计分。分数越高情绪智力则越高[5]。本论文研究中所得的标准化Cronbach’s α为0.848。 4.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量表 釆用的问卷是彭永新、龙立荣参考Betz和Taylor的“职业生涯决策自我效能感问卷”修订而来，他们依据对学生的访谈资料和开放式问卷调查结果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