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弦谱的书写年代及唐传唐谱译解.docxVIP

五弦谱的书写年代及唐传唐谱译解 现藏于日本京都市右京区阳明图书馆的《五弦谱》，是日本著名保护家族的秘密传记。它于19319年成为首都的首都。这是一个宽九寸三分、长三丈余的写卷,内收“调子品”(练习曲)、杂曲、大曲“摘遍”、完整大曲等共二十八首乐曲①。卷尾记有“承和九年三月十一日书之”的书写年代;卷中于第八曲《夜半乐》之后留有“丑年润十一月廿九日石大娘”的传谱年代与传谱人名。日本仁明天皇承和九年即唐武宗会昌二年:84 2年;有“闰十一·月”的“丑年”即唐代宗大历八年也即日本光仁天皇宝龟四年:7 7 3年。由此可知,《五弦谱》是九世纪的日本人依据八世纪的唐人遗谱转抄的,传谱人(之一)是唐代宗时的乐人石大娘——当是一位弹奏五弦琵琶的高手。 在唐代音乐严重失传的今天,如能将这卷乐谱较准确地译解出来,实在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日本与英国学者对唐传五弦琵琶谱的译解研究,于四十余年中,曾发表了如下论文: (日本) 羽冢启明《五弦谱管见》(1937年) 林谦三、平出久雄《琵琶古谱之研究》(1938年) 林谦三《国宝五弦谱之解读端绪》 (1940年) 林谦三《全译五弦谱》(1969年) (英国) 华尔泼特(wolpert)《九世纪的五弦琵琶谱》(1981年) 华尔泼特《在东亚的五弦琵琶》 (1981年) 上述有关论文中,包括林谦三与华尔泼特各自译解的《五弦谱》二十八曲的五线谱译稿。 万事起头难。前人的贡献不可低估。其贡献是:1.确定了二十六个“谱字”在五弦琵琶上的“指位”一—左手按弦的位置;2.确定了几种定弦法;3.初步试译了这二十八曲。 但他们遗留下来的问题却很多,如: 1.由于对原谱中所贮存的节奏信息未能识辩,故他们的译谱仅是“但能记其声折而已,不能知其本义”——只具音高,不具节奏音型; 2.个别的定弦式样,尚待商榷; 3.二十六个“谱字”的位置,亦待研究; 4.乐谱中的演奏手法记号,待作系统性的归纳,包括恢复唐代的原名、原义等; 5.对琵琶“促柱”法及“泛按”法的使用,前人因无觉察,故未加探讨; 6.本曲谱乃九世纪的日本人转抄之唐人遗谱,容易产生不同“谱字”形近而实讹之误,例如“九”、“几”互易,“7”、“”混淆等等,译谱者对此应细心地予以明察,但前人论文中並未提及过; 7.对二十八曲的调式调性,前人的论文亦未能将其译稿与有关史料一一核对,故不能使人得悉其译稿之音调逻辑在“宫——调”方面是否准确可靠; 8.对传谱人石大娘,亦从未作过必要的考证或追寻,(哪怕是依稀可辩的一点线索); 以上几点,不仅直接影响到译谱的准确性,还关系到该卷曲谱唐传日本、辗转抄录的来龙去脉。 笔者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以上八点,拟作探讨。 传谱人石大娘的踪迹 本卷中因有“丑年润十一月廿九日石大娘”十二字,故知二十八曲之全部或相当一部分,乃唐人石大娘之传谱。 石大娘者,虽不见经传,但她的踪迹,仍然依稀可寻。 据《旧唐书·王武俊传》,契丹人王武俊(735——801年)家中,蓄有当时社会上尚较罕见的石国乐伎。王武俊的宅第(王府),在河北正定(石家庄附近)。由于他曾被任命为御史中丞(7 6 2年),故河北邯郸人刘言史的《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诗,写的便是正定王家府第中石国伎乐的演出情况,诗中有“石国胡儿人见少”等句①;河北赵县人李端《胡腾儿》诗、河北清河(今属北京)人张祜《王家五弦》诗,亦皆咏王武俊家之石国乐伎。邯郸、赵县、清河三地,均离正定不远,故刘言史、李端、张祜这三位中唐诗人才能先后出入于正定王府。特别张祜《王家五弦》诗中“五条弦出万端情,撚拨间关漫态生”句,能使我们感受到一位石国女子弹奏五弦琵琶时的神态。 王武俊曾于7 8 2年叛唐,自称赵王,故其石国“家伎”旋即成为赵国的“宫伎”了,而原本姓“石”的石国乐工从此亦可姓“赵”;78 4年,王武俊降唐,被委为成德节度使;7 8 6年,其第三子王士平尚唐德宗之女义阳公主。当王士平由河北正定他父亲的“赵国”旧地到长安去做驸马公后,长安便出现了一位引人注目的五弦琵琶名手:赵璧。提及赵璧的诗文,计有个短柱或小柱,而有别于一柱、二柱、三元稹《五弦弹》诗、白居易《五弦弹》诗,李肇《国史补》、段安节《乐府杂录》等。 赵璧之“赵”,是指他来自赵地,乃驸马王士平由河北正定带至长安的原王武俊家的石国乐工,初可姓“石”,后来又可姓“赵”(7 8 2年王武俊称赵王后)。据元稹《五弦弹》诗,赵璧在长安实是一位“德宗皇帝常偏召”、“水晶外教贵嫔”的“大师”级的人物,故其所传曲谱(五弦琵琶谱)当特别受人珍视;而当时琵琶曲(包括伴奏曲与独奏曲等)之录谱传授,已是常事,这不仅有白居易(772——84 6年)《寄新调弄谱》诗的“一纸展看非旧谱,四弦翻出是新声”句可以为证,而且日本《天平琵琶谱》更可说明,早在公元7 4 7年前(唐玄宗天宝六年前),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