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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家族小说的家族情结 家庭的概念通常包括家庭和家庭。家庭是建立在婚姻和血缘基础之上的组织形式,宗族则是家庭的扩展.无论是家庭还是宗族,都是一个由血缘、亲情、伦理建构而成的群体,兼具个体及社会的功能。家庭、宗族在本文的研究中统称为“家族”。本文中的“家族小说”,主要指以家族内部生活或它们之间的关系为背景展开情节的小说类型。 一 家族小说的写作风格 可以说,家族是中国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和专制主义国家,“它的社会制度的根本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家族统治的兴衰史”。而家族小说也是20实际中国文学中最具涵盖力和表现力的题材类型之一。它们以家族命运映照社会变迁,以家庭成员的纠葛透视世态人情,使得家族小说历史深度与生活容量并存,成为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景观。但无论是三、四十年代小说中传统家族的没落、颓败,包括从封建家庭中出走的青年形象,还是50至70年代小说中展现出的“集体主义”,都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种意识形态作用下的编码体系,一种文化机器对自身权威性的转喻化证明。” 家族小说发展到新时期,呈现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叙述方式。随着整体文学格局走向文学反思,“家族”也被作为一种凝结于民众意识、潜意识内部的文化品格加以重新审视,家族书写从有形的历史进程伸向了无形的精神历程。新时期家族小说超越了以往家族小说的政治书写,开始注重表达个人对于家族的体验、感悟和认知。作家努力把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主体,而非一种阐释性的工具。家族叙事在新时期已经由乡土向城镇、王宫、少数民族区域等各个层面扩展,甚至有不少女作家在寻找母族谱系,使得家族小说在内容上异彩纷呈。而且,伴随着现代小说技法的引入,新时期家族小说在写作技巧上也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风格。 但是,新时期家族小说的作者们对于家族的个人见解和叙述姿态虽然不尽相同,但他们笔下的家族命运却殊途同归地走向了颓败、没落和消亡,有些作家甚至在极力消解它的存在。可与此同时,尽管他们的表达方式各异,但作家们在家族日渐式微并最终解体的过程中,并不像以往的家族小说作家那样对家族充满了憎恶与批判,或者根据政治、阶级斗争的需要对这种解体表示出乐观,他们隐藏不了对于家族的热爱与希望,并且在情感上都把家族当作了认同和皈依的对象,这种对家族的感情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家族情结”,这种通过作品展现出的活动在无意识领域的“家族情结“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点。 二 家族情结的类型 新时期家族小说并非归属于某一具体流派或团体,而是分散于不同的创作流派,有着多种多样的叙事技巧和表述形式。本文试将新时期家族小说大体划分为三种类型加以研究,三种类型都共性地存在着“家族情结”。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加以呈现,有着不同的“可言说性”。这种划分也基本上囊括了新时期家族小说的创作并能将其大致区别。 2.1 对家族精神的肯定 此类用家族兴衰史来演绎中国社会历史起伏跌宕的小说,都选用了一种宏大历史话语,试图把握延伸的历史,并让它得以审美性的重新建构。在《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第二十幕》、《家族》、《旧址》、《尘埃落定》等作品中,一系列真实的历史事件相互连接,构成家族浮沉、代际恩怨、民族进程的具体历史背景。 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巴尔扎克的“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作为题记,开始了自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个多世纪的家国历史叙述。小说将白鹿村这块特定的空间作为历史演变的舞台,以白、鹿两大家族之间的斗争和几代人的命运遭际来揭示作者心中的历史。在文本展开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里,父系家长制的延续性、凝聚力以及白氏家族无大起大落的稳定结构遭遇到了质疑与破坏。陈忠实通过对白鹿村家族命运的纵向考察,借主要人物的命运沉浮,挖掘出了民族现代性道路上某种具有必然性的历史悲剧命运,形成了作者对中国家族制度必然解体的价值判断。对于家族制度被历史终结的命运,陈忠实从理性上接受了这一事实。在他看来,以白鹿村为文化个案的中国家族制度的分崩离析是民族现代化的必然代价——“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我们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的过程。”但是,当陈忠实转而表现白嘉轩为家族利益反击内外消解力量时,他的情感发生了动摇。白嘉轩永不言退、独立拒敌的悲剧情深,寄寓了陈忠实对家族制度覆亡的审美同情。他是站在情感认同的立场上,去塑造和赞美白嘉轩这位忠诚的族长和完美的道德英雄。修身齐家的好组长白嘉轩和半人半仙、怀抱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朱先生一起,确认民族精神的同时也代表了作者本人的人格理想。在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中,吴儿堡杨氏家族成员在历史向前的过程中或死去或迷失,但在让杨氏家族消匿于文本中的同时,作家高建群也认为正是杨贵儿的坚韧、杨作新的操守中显示出来的生存的意志和力量,促成了这块土地生生不息的革命,而革命也透露着陕北这片土地和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