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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和平进程的特点及其前景从戴维营协议到巴以和解中东和平进程简论 自半个世纪以来，亚太地区的战争和争端不断，已成为震惊世界的“热点”。阿以争端、教派冲突、边界纠纷、种族隔阂以及大国势力的介入与争夺等多重矛盾交织在一起,其中大国插手下的阿以争端是造成中东局势长期动荡的主要根源,也是中东问题的实质与核心之所在。因此,实现中东和平的关键在于全面、公正地解决阿以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有赖于国际社会广泛而有力的协助与支持,尤其取决于阿以双方在恢复巴勒斯坦民族权利和承认以色列生存权这两分要害间题上达成共识,而归还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被占领土是实现阿以关系正常化,彻底结束40多年来的战争状态和“不战不和”局面的重要基础。1978年9月,埃及同以色列签署了“化敌为友”的《戴维营协议》,打开了阿以和谈的禁区,也揭开了中东和平进程的第一页。但是,通向和平的道路艰险、曲拆而漫长,每一步都与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世界矛盾运动的状态紧密相连。中东和平进程的这些特点及其前景正是本文所着重考察和分析的问题。 一、 对阿富汗的中方区域合作政策 阿以积怨之深,世人共知。从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起,双方兵戎相见40余年,其间大规模军事对抗有5次:巴勒斯坦战争、苏伊士战争、“六、五”战争、斋月战争和黎巴嫩战争。阿拉伯阵营不仅缔结了联合防御条约(1950年),而且制定了对以色列的“不承认、不和解、不同它谈判”的“三不政策”(1967年)。然而,斋月战争后,在充满硝烟的中东地区埃及同以色列何以能单独媾和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埃及来看,其一、在战后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作为对抗以色列的主要前线国家蒙受了巨大的人力和经济损失,领土与主权遭到破坏。战死10万人,耗资400多亿美元,军费开支连年递增,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50年代后期为5-7%,60年代初为10-12%、1967年上升到17%,1974年又增至26%,仅1967-1970年军费开支达35.57亿美元②,其中在1967-1973年从苏联进口军火17.69亿美元。战争的破坏和浩大的军费开支使经济落后的埃及更是不堪重负,1967-1972年欠外债高达25亿美元。为尽早从战争漩涡中解脱出来,争取一个和平建设的环境和安宁的生活,对埃及人民来说是十分迫切的。其二、萨达特总统的现实主义立场。长期以来的阿以冲突使萨达特逐渐认识到:继续用军事手段实现收复失地、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的目标已十分困难,以色列的存在毕竟是个事实。萨达特总统曾为实现“以战迫和”的战略目的,于1973年10月发动了进攻以色列的“斋月战争,打破了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以色列遭受惨重损失,也打破了美苏大国维持下的中东“不战不和”局面。但是,这次战争使他清楚地看到,埃及对抗的是以色列和以色列背后强大的美国。斋月战争中,当以军受重创告急时,美国政府毫不迟疑地打开军火库,向以色列架起了空中桥梁,源源不断地将武器装备运抵前线,使战局很快朝着有利于以色列方面发展。相反,埃及却得不到“盟友”苏联切实有力的帮助,甚至当埃及急需武器补充时,苏联政府却要求现金支付,使萨达特束手无策。正象萨达特所说:“美国和以色列在正面同我对峙,苏联则手持匕首躲在我的背后随时可以刺来,”⑤“我可以同以色列战斗到底,不管时间多长,但是我绝不准备同美国战争一一因为我不允许我的军队再一次遭到毁灭,不允许我的人民、人民的财产遭到毁灭。”⑥萨达特分析了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是美国,而不是苏联,因为整个以色列的生存完全依赖于美国,在谋求中东和平方面,“美国掌握着99%的牌,”“打开整个局势的钥匙握在美国人手中。”因此,他决定疏远苏联,直接同美国打交道,通过它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走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道路。在对外政策上由过去的“联苏反美抗以“向“亲美抗苏和以”转变。 从以色列方面看,斋月战争中它的损失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战争,造成战后经济混乱,外汇枯竭,政府内部矛盾重重,以色列人民的厌战情绪与日俱增,“现在就要和平”的运动不断扩大。促使以色列进行和谈的原因还在于:第一、消除阿拉伯抗以阵营中最强大的敌手一埃及的威胁；第二、打破阿拉伯长期以来对以色列的战略包围态势,争取有利的形势。 从国际上看,斋月战争和战争中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斗争(减产、提价、禁运、国有化等措施)震撼了西方世界,威胁着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如,1972年欧洲经济共同体九国所需石油的63%。日本所需石油的72%来自于中东,美国石油消耗量的14%-18%从中东进口。这一现实迫使美国政府调整中东政策,在继续支持以色列的同时,谋求改善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其手段是压以色列撤出一些占领的土地,以拉拢阿拉伯国家,避免阿拉伯方面倒向苏联。于是在对待中东和平的态度上由消极转向积极。1974年2月埃、美恢复外交关系。此后,在美国的撮合下,埃以达成两个“军事脱离接触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