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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人类的理想与现实 “知道并不可为”，这是人类理想产生的动力。正是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和谐的秩序可言,只有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逻辑,人类才孜孜以求和谐稳定的世界秩序。在战争频仍的时代,世界秩序只能是沉浸在哲人们头脑中的一个梦。这个梦,虽然从来没有实现过,但也从来没有消失过,而是发展成为一套关于世界未来的政治哲学,即所谓“追求和平的哲学和探索和平的国际结构的政治学”1。 国际秩序的研究从“欧洲中心”到欧洲国家 世界秩序的思想源流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古时期。在中世纪的欧洲,罗马教皇和各国国王争权夺利,人们渴望有一种可供社会生活和国际关系遵循的秩序。于是,在《圣地的光复》一书中,法王菲利普四世的忠实拥护者皮埃尔·杜布瓦提出了各基督教国家组织起来,并由法国领导世界,以仲裁代替战争解决国际争端和制裁不遵守共同协议的国家等思想。这是西方国家对世界秩序最初的理论探讨。 1311年,意大利诗人但丁写成了《论世界帝国》一书,也提出了建立世界秩序的政治理想。在但丁看来,全人类文明的普遍一致的目的是全面地不断地发展人的智力,使人类在一切学科和艺术方面有所作为,有所创造。为了实现这一道德目标,世界必须和平,必须建立一个实现世界和平目标的世界帝国——统一的世界君主国家。但丁的这部传世佳作,可以说第一次在理论上突破了“欧洲中心”的观念,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帝国”这一全球秩序实体的概念。 到了17、18世纪,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已把欧洲连接起来,在此基础上,欧洲秩序和世界秩序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法国作家克律塞在其《新西尼亚》一书中指出,战争在道德上对民族是有害的,不应把战争视为独立国家间自然的状态,应该废除战争。各国的争端应由各国组成的大会来解决,而这个大会不仅包括基督教国家,而且也要包括非基督教国家。这一思想第一次提出要打破宗教的界限,因而比杜布瓦和但丁略高一筹。 此后,法王亨利四世提出了“大计划”欧洲邦联构想;教友派基督教徒彭威廉提出了欧洲各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欧洲议会”的想法;法国大主教、法兰西学院院士圣彼埃尔主张把欧洲各国组成一个永久联合国;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主张建立一个欧洲联邦;德国哲学家康德更是为建立“普遍政治安全的世界大同体系”2提出了自己的3条良策:通过和平条约来处理当前国家之间的争端与冲突;各国实行共和政体,人民享有主权;欧洲各国在共和体制的基础上组成一个大邦联,再进一步扩大成世界联邦,建立国际政府。他们的一个共同目标就是使四分五裂的欧洲各国自愿地合作和联合起来,以消灭战祸。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些思想还不能超出“欧洲中心”观念,但不失为对世界秩序问题的有益探讨,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材料。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国际分工的完成,世界市场和世界货币体系的出现,殖民体系的建立为主要标志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已经形成。这就为国际秩序的研究从探讨欧洲秩序转向探讨全球秩序奠定了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直接激发了人们对世界秩序研究的热情,把建立世界秩序的探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使之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思考发展成为独立而具体的国际关系理论学科。被美国史学家捧为“新政治秩序”天使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发表的关于战后和平的演说(史称“十四点计划”)集中反映了这一阶段的成果。在威尔逊看来,欧洲内部的民族自决、民族平等是导致和平与进步的关键;公开的协议是避免战争的重要途径;摒弃传统的均势体系,代之以集体安全体系是实现和平的道路;建立普遍的安全机构——国际联盟是达成永久和平的全部外交结构的基础。尽管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所倡导的未来世界秩序的梦想随着30年代战争风云的来临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但是,威尔逊能够系统地思考战争与和平问题,不惜一切努力创建国际联盟,将自己的世界秩序理念付诸实践,并试图通过建立世界秩序来解决国际关系中的重大矛盾和冲突,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世界秩序模式计划 建立世界秩序的思想观念虽然源远流长,但严格意义上的,作为国际关系学科组成部分的世界秩序理论,是在20世纪50、60年代才开始启动的。帕格沃什科学与国际事务会议、罗马俱乐部和世界秩序模式计划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出现和发展,对于世界秩序的理论启动功不可没。 帕格沃什科学与国际事务会议(Pugwash Conference)始创于1957年,世界各国的著名科学家和学者聚会加拿大的帕格沃什镇,响应爱因斯坦和罗素等科学家于1955年发表的“和平宣言”,探讨由于核武器的出现使人类文明面临的严峻威胁问题。此后,帕格沃什科学与国际事务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始终以如何实现人类和平、建立世界秩序为研究主题。一时间,帕格沃什科学与国际事务会议成为“世界和平与秩序”的重要国际论坛,为世界秩序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