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侬族群与时空鼓声 -《广西民族研究》(2021年3期).docx

龙源版权所有 贝侬族群与时空鼓声 作者：覃健 徐薇婷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21年第03期 【摘要】以壮族文化陈列和铜鼓文化陈列为例，广西民族博物馆借助“民族器物”书写广西世居族群的族群文化，为“广西世居民族文化”表述提供了博物馆叙事的范本。凭借民族器物的选择性陈列和重新编码，广西民族博物馆通过族群文化展示系统将民族平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乃至跨境族群文化圈纳入到器物民族志式的族群表述框架之下，从而为广西多元族群及其文化的表述开启了新的面向。 【关键词】民族博物馆;博物馆叙事;器物民族志;族群表述 【作 者】覃健，广西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徐薇婷，广西外国语学院讲师。广西南宁，530222。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3-0105-0009 引言 民族类博物馆往往收藏、陈列和展出特定族群群体社会中的器物，并以某种形式对器物所存在的时空环境所包含人与自然互动历史、族群文化脉络乃至人群生活方式进行阐述，深入叙事解读特定族群的人类文化体系之功能意义。借用文学叙事的概念，我们称之为“博物馆叙事”。 正如利奇曾以1993年大英博物馆的“天堂”展览为例，指出了博物馆展览在表征异文化意义非凡。博物馆通过物品的分类，整体布局和展览来展现一种“异文化”，来完成对他者文明的表征。在他看来，博物馆的展览是借用诗学手段来完成对藏品的整体布局叙事从而塑造一个他者的异文化。[1]153～154 民族志是研究异文化的另一类经典文本。民族志作者以文字，图片的方式记录他者文明，书写他者族群历史、人口构成，社会变迁、政治经济体系、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道德伦理乃至饮食衣物等物质生活方式。而随着实验民族志的出现，传统的民族志科学性，客观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实验民族志强调了民族志本身的叙事功能，凸显人类学经典文本对异文化研究中所遇到的“表述危机”。叙事和表述也变成了民族志研究的关键词。 比较之下，民族志与博物馆展览在表述他者文化方面具有某种同质性。区别只在于民族志文本使用文字和图片进行表述，而博物馆则使用器物分类进行展示。 博物馆藏品器物是人类人群的物质文化载体，它折射出器物所包含的族群变迁，社会形态、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神话宗教，从而以“器物民族志”的方式，为多民族文化开启了从表述与被表述角度探讨族群文化的新路径。本文拟结合“器物民族志”和“博物馆叙事”的思考，对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壮族文化展厅和铜鼓文化展厅进行分析，探讨其对广西多元族群及其文化的表述问题。 一.壯族文化展——贝侬族群的三重叙事 《壮族文化展》展厅通过文字、表格、图片和展品的组合陈列，讲述了一个岭南大地乃至东南亚地区的“贝侬族群文明变迁”的族群故事见表一。 如表所示，该展厅主要分为三大篇章，每一篇章都使用一个古壮字作为单元主题词。第一篇章上溯壮族族群历史至史前文明时期，并从形态学的角度，以器物的相似性展示壮族文明的发展历程。壮族群体历史追溯于古百越族的西瓯、骆越部族，其部族在秦汉时期（公元前二世纪～二世纪）至明代（十四至十六世纪）迁徙分化发展，融合分化形成了壮、布依、傣、泰、侗、水、岱、侬、佬龙等岭南乃至东南亚的壮侗语诸族。经历秦汉与岭南的管理，唐代的羁縻州治理，明代的土官自治，明末清初改土归流，壮族也在华夏民族历史发展中留下深深的足迹。第二篇章则按照器物的功能，将壮族的家园建构分为村寨、水田与稻谷三个功能板块。而在功能板块内部，器物材质是分类陈列的主要参照依据。第三篇章则按照器物的功能，将壮族非物质文化传统分为了壮族群体服饰、婚恋、节庆、宗教、歌唱、戏剧六大板块。 1.我们——壮族群体的族群叙事与历史记忆 使用“僂”（我们）作为壮族第一人称主体叙事，充分显示出壮族群体的文化自觉与身份认同。从开篇自我介绍壮族的语言文字，强调了壮族有相对独立的语言文字，也对群体的自称进行考证。从周秦时的他称蛮越、西瓯、骆越和濮到二十世纪以降的壮族，从普遍自称“土”“僚”到各地自称“布壮”“侬安”“布陇”，现代壮族族群身份也在他称与自称互文对话中历史性地构建与形成。1 接着追朔族群的群体历史。陈列从百色旧石器遗址（距今约80万年），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距今约5～7万年），白莲洞遗址（距今37000～7000年）和新石器时代的桂林甑皮岩人（距今约一万年）中的历史遗迹考证中追溯其与现代壮族人的承继关系，壮族群体身份籍此凸显。而考古学的柳江人遗迹从时间上表明了其文明萌芽之早，可以与传统的长江和黄河流域乃至华夏文明起源地形成了并列参照关系，为壮族文明独立叙事创造出某种时间上的优越感，从而为壮族表述独立文明起源和华夏多元文明并存提供了历史身份的合法性。其中广西地区古人类演化图更是凸显了广西多个古人类遗迹中所包含的独立而完整的从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