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与各族人民富起来-《广西民族研究》(2021年3期).docx

龙源版权所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与各族人民富起来作者：杨社平 郭亮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21年第03期 【摘 要】改革开放后，党的各项工作实现了拨乱反正，民族工作呈现出新的特点。在继承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的基础上，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民族工作方面的基本观点作了持续概括与提升，从而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指引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共同富起来。 【关键词】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民族政策 【作 者】杨社平，广西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教授;郭亮，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广西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C957，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3-0072-0007 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中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各族人民一道走向富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发生深刻变化，民族工作已完全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形势，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做出回应。随着改革开放跳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超期服役观念，民族工作克服了“民族问题就是民族矛盾”的狭隘观点，从“两个包括”和“五个共性”的视域拓展了民族问题的理论视野，更加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005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隆重推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体系，成为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共同告别贫困并“富起来”的思想保障。 一、持续中国化的四大历史背景 从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向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的转换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其中，既有民族工作拨乱反正后的现实需要，也有苏联解体后的复杂国际局势逼迫;既有理论界学人的不懈探索，更有党和国家一代代领导人的大力倡导。这是在历史转换背景下上下一心、共同努力，实现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的转换生成。 （一）民族工作实现拨乱反正 “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对我国的民族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由于混淆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与阶级斗争，在少数民族地区人为地制造和扩大阶级斗争，形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党的民族工作受到严重破坏。 1978年召开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恢复国家民委，并任命杨静仁为主任。1979年2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帽子的请示报告》。同年，中共中央宣布：1962年、1964年对李维汉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在全國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包括李维汉本人，都不存在执行一条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凡是因这个问题而受到牵连的人员，都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纠正“左”倾错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新形势下，民族工作领域全面开始拨乱反正工作。 1979年4月，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酝酿重建和巩固边防、加速边疆地区经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计。会议报告针对“文革”对民族工作的冲击和破坏，重申了一系列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着重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同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了这次会议的报告。这一报告，是“文革”结束后首个重申党的民族政策的文件，标志着一度陷于瘫痪状态的民族工作重新回到健康运转的轨道上来。这场被载入我国边防工作和民族工作史册的会议，实现了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由乱而治的转折。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召开后，地方民（宗）委（厅、局）也陆续得到恢复。自此，一度被破坏殆尽的民族工作体制和领导机制得到恢复和发展。 （二）苏联解体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苏联经济长期停滞，物资供应匮乏，人民生活水平出现滑坡和倒退，引起了各族人民的普遍不满，对国家经济的不满逐渐发展成为对国家存在本身的不满，认为是加入苏联导致受拖累，社会不满情绪以民族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 对于一个多民族大国来说，能否保持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内部民族问题。苏联的民族问题并不是作为单独的因素起作用，而是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的政治经济战略都会对其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样民族政策就成为有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苏联社会建设中失误的承担者和表现者。苏联各民族间潜伏的矛盾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爆发出来，最终引发加速苏联解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苏联的解体，对于中国人是一个极大的精神震撼和心灵冲击，一些人担忧中国会不会在民族问题上重蹈覆辙，以至于发出“历史总有惊人相似的一幕，悲剧会不会重演呢”[1] 的忧思。 （三）党的历代领导对民族工作做过诸多论述 邓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历来重视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邓小平非常重视民族地区发展问题，强调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是巩固民族团结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