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的百年品格与新时代使命-《广西民族研究》(2021年2期).docx

龙源版权所有 中国人类学的百年品格与新时代使命作者：何月华 张发钦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21年第02期 【摘 要】中国人类学的百年品格应从其根植的中国社会特征、民族性格、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以及人类学的科学特质中加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思想，以及“五四”以来所形成的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得中国人类学在传入期和发轫期就形成了以问题导向、本土转向、实践指向的“实学”特征;中国人类学在“本土化”进程中受到芝加哥学派、功能学派重实践和功用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学科话语构建中为国家、社会和人民服务的“实践转向”，使其“实学”品格更加鲜明。面对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范式危机”，新时代的中国人类学必须坚持百年发展中形成的“实学”品格，将学科价值融入社会价值，基于实践逻辑来发现和创新理论，努力实现从本土特质到国际视野的跨越。 【关键词】中国人类学;实学;品格;使命 【作 者】何月华，博士，广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柳州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张发钦，广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广西柳州，545006。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2-0090-0007 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沃勒斯坦对社会科学与国家的关系表述：“社会科学即使不是国家的造物，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国家一手提携起来的，它要以国家的疆界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容器。”[1]人类学虽然是西方的“舶来品”，但也形成和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性”。乔健认为中国人类学与西方人类学的根本差别在于“立场”不同：“费孝通与英国人类学家利奇都是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门下的弟子。利奇认为人类学是纯粹的智慧演习，但费孝通觉得人类学如果不从实际出发，没有真正参与到所研究的人民的生活中去，没有具有一定的实践雄心，就难以获得自身应有的价值。”[2]已经走过百年的中国人类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融入儒家入世哲学的实践价值，强调面向社会真实的问题，研究实际的情况，做真实的研究，在追求认识与实践的统一的过程中，形塑出鲜明的“实学”品格。学者们致力于将人类学打造成为“有用”之学，将学科定位、价值、目标与时代背景、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连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研究和解决真问题，通过“本土化”实践以求得真知，对社会产生实际贡献。 一、人类学实践性和科学性的学科特质 正如顾定国所说：“中国人类学目前既非任何外国人类学的翻版，但也并非一个完全自立和自我界定的学科。”[3]中国人类学的百年品格首先来源于人类学实践性和科学性的学科特质。人类学产生于十九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曾经经历过书斋式、摇椅上、传教式的殖民人类学阶段。当时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共谋”（complicity）、共生（symbiosis），有着浓厚的“情报资料收集”色彩。[4]后殖民主义时代人类学把公共事务与社会问题作为研究焦点，转而为民族国家服务，政策性和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十九世纪中晚期应用人类学应运而生，其采取参与式、合作式的研究方法对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干预、指导，更加直接地介入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层面。人类学注重影响现实、指导实践的发展进路，也形塑了其为现实服务、注重实践的学科特质。 人类学以“整体观”作为根本立场，在追求科学性解释与人文性理解相统一的同时，也兼具了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双重属性。广义的人类学被认为是研究人整体性的科学，自然就包含了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两个方面，不仅包含了文化人类学，也把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作为重要的分支。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虽然不是“純粹的、客观的、理性的”自然科学研究，但其跨域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属性毋庸置疑。 人类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也体现在知识生产方式上，表现为田野工作方法的实证性和民族志生产的科学性。田野工作是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也是人类学“走下摇椅”开启“科学民族志”范式的标志。人类学者进入到“异文化”，长时间沉浸在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中，通过“参与观察”了解当地居民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心理特征等，进而获得对这一文化的整体性认知，并借助实地调查和系统性的收集资料，不断进行理解、反思、检验。通过田野作业，学者逐步获得对一种文化的整体把握，然后经过整理、归纳、升华、打磨，以“科学的民族志”（选择特定的社区;进行至少一年的现场调查;能够使用当地语言;先从本土的观点参与体验，但是最终要达成对对象的客观认识。[5]）的方式实现人类学的知识生产，形成对这种文化（社会）隐性逻辑和结构过程的呈现和阐释。 人类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还体现为理论体系的反思性与互补性。人类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反思与批判，具有超强的开放性和接受能力，其理论体系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