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田园诗与唐代文人的淑世精神-《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3期).docx

龙源版权所有 唐代田园诗与唐代文人的淑世精神作者：周秀荣来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03期 摘要：在儒家思想及儒家诗教观的影响下，唐代田园诗表现出了较强的淑世精神。初盛唐田园诗中，虽以抒发悠然自得的闲适之乐为主调，但仍然透露出关怀民生疾苦，希望有所作为的淑世情怀；中晚唐田园诗中的淑世精神则进一步加强，对田家疾苦诸如稼穑之艰辛，各种自然灾害，战争及社会动乱，尤其是苛重赋税给广大乡村百姓造成的苦难均有较深入的反映，突出体现了唐代文人同情民困，忧念苍生的仁者之心；唐代田园诗还表现出较鲜明的自省意识，是唐代诗人淑世精神的又一体现。 关键词：唐代；田园诗；淑世精神；自省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2013.03.031 唐代田园诗具有鲜明的闲适情调，蕴含着丰富的闲适文化，展现了唐代文人对闲适人生的执著追求。然而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是，唐代文人在追求个体精神自由与闲适意趣的同时，并未全然忘怀身外的现实世界，而是表现出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对社会弊端的愤慨与批判，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反映了唐代文人的另一精神追求——淑世精神。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淑世精神属于“载道文化”的范畴，是以儒家“志于道”作为人格理想，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功利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文化模式。 有唐一代，统治阶级采取了儒、道、释三家思想兼容并蓄的开明态度，从立国之本而言，儒学则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在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下，唐代文人的人生信仰也比较自由开放，多出入于儒、道、释之间。如果说唐代文人在人生信仰、生活情趣与生活方式方面，常常杂以佛、道，那么从终极人生价值取向上来看，儒家积极入世、奋发有为、关怀现实政治的淑世精神则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因为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早已在他们的心灵中根深蒂固，并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深远的影响。 有唐一代，不仅有杜甫、韩愈这样终身以儒家思想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文人典型，即便在那些深受佛、道思想浸染的文人身上，也能发现儒家思想的鲜明体现。例如有“诗佛”之称的王维，虽然从中年以后即寄意园林，专心诵佛，但终其一生却从未离开仕途。因为他认为“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并为自己晚年“上不能原本理体，裨补国朝；下不能殖貨聚谷，博施穷窘。偷禄苟活，诚罪人也。”而深感惭愧（《与魏居士书》）[1]。 诗仙李白的思想也颇为复杂，道教对其影响尤为深刻，“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其五），但 “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理想与追求也伴随其一生。而强调文以载道，裨补教化的儒家诗教观也进一步促使唐代文人以诗歌关注现实，针砭时弊。如陈子昂在其诗歌革新理论的代表作《修竹篇序》中提出诗歌应恢复风雅兴寄、汉魏风骨的优良传统[2]；元结提出诗歌创作应“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3]；白居易则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创作主张[4]。 在立足于儒家的人生价值取向和儒学诗教观的双重影响下，唐代田园诗体现出较鲜明的淑世精神。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对那些富于闲适情调的田园诗（田园牧歌）倾注了更多的欣赏与关注，而相对忽略了深蕴淑世情怀的田园诗，甚至把它们排斥在田园诗的范畴之外，这无疑阻碍了对于唐代田园诗文化内涵与精神特质的全面把握。 一 初盛唐时期，在王绩、王维、孟浩然等诗人的田园诗作中，抒发悠然自得的闲适之乐确实是其诗歌的主调，但与此同时，我们还是能从中窥见到他们内心深处那并未完全泯灭的淑世情怀。如王绩在《晚年叙志示翟处士》开首写道：“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望气登重阁，占星上小楼。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弃繻频北上，怀刺几西游。中年逢丧乱，非复昔追求。失路青门隐，藏名白社游。”说明诗人早年曾是一位胸怀天下、志在兼济的儒士，中年之后的归隐避世完全是不得志后的无奈之举。看似平静的叙述中分明能感受到诗人内心的苦闷与不甘。 王维在尽情抒写自己悠游田园的隐士风流的同时，也时不时地摄入农家艰辛劳作、生活贫困的身影：“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新晴野望》），“岁晏输井税，山村人夜归”（《赠刘蓝田》），“旧谷行将尽，良苗未可希。老年方爱粥，卒岁且无衣”（《田家》）。 孟浩然作为一位典型的盛世隐士，在陶醉于“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耆旧》），“耕钓方自逸，壶觞趣不空”（《题张野人园庐》）的闲逸之趣时，也坦露过“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元日田家》），“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田园作》）的真实心迹。 李白是人所共知的浪漫主义诗人，被誉之为“盛唐的时代歌手”。李白的诗不仅赞美了帝都的壮丽雄伟，城邑的富庶繁荣，也展现了乡村安乐、富足的生活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