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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凉山兄弟 ——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 刘绍华 “我们有如橄榄，唯有被粉碎 ，才释放出我们的精华。”——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 推荐序： 一位优秀的台湾年轻学者 南方朔 （政治与文化评论家）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的空军作战及维修部队，一路南迁，由上海而汉口，由汉口而西 安，而重庆，最后打到了滇缅边区。我的父亲是个低阶的空军维修士兵，他在云南腾冲时娶 了我的边疆少数民族的母亲。他的同事娶西南少数民族妻子的极多。后来台湾的空军低阶眷 村就有很多妈妈是云南的白族、苗族、傣族。 我的母亲乃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中的摆夷族。根据中国民族学者江应梁在《中国民族 史》里的叙述，摆夷族是傣族的一部分，乃称白夷，有山摆夷、水摆夷、花摆夷之分，散布 在黔、川、滇一带。摆夷和许多其他的西南民族混居，西南民族中的 “儸儸”、“倮儸”、即 后来被称为彝族的，当年就是我母亲常提到的话题。早年眷村同姓之间彼此都互称“家门”， 就是继承自 “倮儸”的说法。 我对中国西南民族的事一向关心，除了有血统上的近亲关系外，西南民族在近代历史 变化中所受的创伤，也一直萦绕我心不能或忘。中国的西南早在唐纪就已有种鸦片的记录。 唐文宗时的一个四川进士雍陶就写过：“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米囊花就是今 日罂粟花的古称。但由古代的历史记载，中国西南虽然极早就已知道种罂粟花，但多半只用 来作药引或入药之用，没有大规模的种植。但到了清朝道光年间，一则由于洋鸦片大举输入， 中国上流社会抽鸦片入迷，另外则是清廷腐败，西南民族地区生活困苦，于是西南民族地区 大量种鸦片遂告开始。根据中国民族学者况浩林在 《近代少数民族经济史稿》中所述，清末 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贵州已成了鸦片中心。就以 1906年而言，中国当时生产鸦片84 万担，一担合1600两，单单四川即产24万担，占中国自产的28.57%，四川可耕地的16.4% 都用来种鸦片；至于云南则产7.8万担，占中国生产的9.28%，云南可耕地有26.78%都用来 种鸦片。西南的鸦片可以销售到陕西、山西，最远可能到两广和江南。到了民国时代，由于 政治腐败依旧，西南民族地区种鸦片依然猖獗。虽然中央宣称禁烟反毒，但上面说一套做一 套。就以四川为例，说是禁烟反毒，但四川禁烟总局局长李春江就是鸦片贩售公司的最大股 东。云南省长龙云的妻弟李培炎也是鸦片最大的商人。当年四川省彝族地区的金阳县就以种 植鸦片闻名。 中国西南民族种植鸦片的那个噩梦时代，现在当然已成了过去，现在亚洲的鸦片及海 洛因的生产，已转移到了缅甸掸族的金三角和阿富汗。但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毒品噩梦 并未因此而成为过去。随着中国毒品问题趋于严重，注射毒品所造成的艾滋也告滋生，而最 严重的就是医疗条件及经济条件极为不利的西南民族地区。 根据中国旅美公卫学者黄延中于2011年年末号美国《外交事务》双月刊上的专文，近 年来中国医疗条件日益恶化，中国的艾滋、肺病、B型肝炎、狂犬病都极严重。就以B型 肝炎为例，中国带原者即有一亿三千万人，占全球的三分之一，2008年中国卫生部做了一 项调查，在最近两周来为各种慢性病所苦的即达61%。十年前才只有39%。2010年的调查， 也发现中国的糖尿病人口世界第一，超过20岁的成年人里，有10%有糖尿病；中国卫生部 的资料亦显示，在2003年至08年间，由于心理异常的事故增加了50%。将比例换算成总 人口，大约2.27亿人有某种心理的症候。而在政府的医疗投入上，自从1980年代初，毛 代的公卫体系结束后，中国医疗的投入即日益减少。1980年医疗的投入为GDP 的1.1%， 到了2002年只剩下0.8%。“文革”固然过大于功，但对偏远地区的医疗至少有相当的改善。 1976年时，全中国有 180万赤脚医生，90%的基层社区有一定程度的医疗服务，死亡率也 由1949年的每千人死亡二十人将为 1975年的七人；1978年，82%基层有合作医疗，到了 1983年已急降为11%，同一时间赤脚医生的数目减少了23%。到了2004年，政府医疗支出 有80%都在都市医疗机构，而都市居民只占全中国人口的42%。2006年时，中国卫生部副 部长表示，中国的政府医疗预算，有80%都用在850万军公教身上。2004年中国卫生部副 部长表示，中国农民由于缺乏医疗，有60%至80%的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