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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丸经》对古代捶丸活动的记载看中国传统体育运动观

通过对中国古代第一部体育专业书籍《丸经》的研究，展示了古人在体育竞赛中对待胜负的态度以及他们的运动道德、运动作风、竞技精神和竞技心理。研究认为，在几千年华夏文明中发展起来的捶丸运动，无论是它的运动形式还是竞赛规则，都深深打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烙印，体现了中国古人的传统体育运动观。

《丸经》；捶丸；竞技；中华传统文化；运动观

捶丸，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一种球类运动形式，在其出现不久便有全面总结其运动规则和特点的专业书籍《丸经》付梓。《丸经》是一部对古代捶丸项目做出全面描述的体育专业著述，它从整体上对捶丸活动的场地、器材、比赛组织与竞赛方法、活动过程等有关规定和罚则做了详细的记述。《丸经》在对捶丸活动进行记述的同时，也对积淀其中的浓厚中国传统文化意蕴做出了分析。所以，文词高雅，“措词简要，颇类诸子之遗书”[1]的《丸经》，在记载捶丸活动本身的同时，也向世人昭示了我国传统的体育运动观。

1《丸经》中描述的中国古代捶丸活动

《丸经》作为中国体育史上最早的体育专业著述，诞生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距今已有七百余年的历史。由于作者在书中未署本人的真实姓名，只记载了写书于宁志斋，因而后人便把本书的作者称为“宁志老人”。

《丸经》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其中卷上十六章、卷下十六章，共计三十二章。关于此书编撰的目的，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说：“考古今制作之详，索筹算多少之计，述为《丸经》二卷，增注简谅。好事者从而咏歌之。”[2]即此书是应捶丸运动爱好者之邀，在对捶丸的器械制作、比赛方法等做了全面梳理，并做了拆繁就简的“增注简谅”后编辑而成的。由全书三十二章记载的内容来看，整体上涉及了捶丸的场地、器材、打法、罚则以及竞赛过程中参与者的道德和心态，较为全面地表述了捶丸运动应有的情形。

根据《丸经·序》中关于“至宋徽宗、金章宗皆爱捶丸”的记载，表明至迟于北宋徽宗宣和七年(其在位时间为建中靖国元年至宣和七年，也就是公元1101年至1125年)，捶丸活动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方法规则。至于捶丸活动的具体规制，从场地地形特点而言，“有平者，有凸者，有凹者，有峻者，有仰者，有阻者，有妨者，有迎者，有里者，有外者。”[3]这些场地中地形、土质的复杂变化，实际上是为了增加捶丸竞赛时的难度，以便体现出参与者在捶丸比赛时的技巧本领；在运动器材方面，捶丸用球是用硬木制成，“赘木为丸，乃坚乃久。”[4]即用树木上受病变增生的囊性物(俗称树疙瘩)制作。捶丸用棒则有扑棒(打远球、高球用)、杓棒(亦为打远球、高球用)和撺棒(打地滚球用)三种。此外还有插在球窝旁边的旗和记分用的筹、盛棒的革囊和提篮；至于竞赛方法，则主要由团体赛和个人赛两大类，每类当中又有不同的比赛形式和计分方法；此外还有多达26种的处罚条例。[5]可见，诞生在中华大地的捶丸，早至距今900年前就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具有独特运动形式和完善规则的球类运动项目。

2《丸经》对中国古人传统体育运动观的阐述

作为中国古代代表性的体育专业“教科书”，《丸经》除了记录捶丸运动的场地、器材、比赛组织与竞赛方法以及有关规定和罚则外，书中多处内容还通过捶丸运动的具体活动形式，在诠释体育活动中所富含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质的同时，对作者和以作者为代表的捶丸爱好者的“传统体育运动观”进行了分析。这在《丸经》的卷上《承式章》《崇古章》和卷下《善行章》《宁志章》《玩心章》《贵和章》《待傲章》以及《知人章》等八章的记载中，有着较为全面的展现。如对胜负、输赢的态度，对运动道德和运动作风的分析以及对依矩守信的竞技精神和有智有勇的竞技心理思想的推崇，均透视出丰富的文化内涵。

2.1“以和为贵”与“和而不同”的传统体育运动荣辱观

中国的内陆式地理环境和自古以来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演绎出了“厚德载物”的中华民族精神。尤其是中国文化中的“和”，作为中国古代思想的精华，在融入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时，逐渐地形成了“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曾有着“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的名言。这里“和”的思想，其目的就是要使各方面达到和谐、协调，进而使得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调和。而“和”的本质是追求人与人之间相互配合协调、各守其位的和谐社会，它与中华民族原始的朴素的和谐思想、中和融通的宽容精神相结合，时时刻刻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同时造就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弱竞技、重娱乐、重观赏的特点。导致中国古代诸多体育项目充盈着“和气”的特点，而“输赢”之风反倒退而其次。《丸经》中的“贵和”论就是最好的证明。

《承式章》强调说：“捶丸之式，先习家风，后学体面。折旋中矩，周旋中规。失利不嗔，得隽不逞。若喜怒见面，利口伤人，君子不与也。”[3]在捶丸场上要遵守传统风格，重要的是要学习家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