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小说》刊刊时间考.docxVIP

《新小说》刊刊时间考 15号。光绪年是一部新小说。这是现代小说史上的一件大事，象征着“小说革命”的开始。《新小说》前后共出版二十四期, 期数不能算多, 但其中一半以上的出版时间有待辨析。归结起来, 疑点有二:一、《新小说》的第八号出于何时?二、从第二年第一号 (第十三号) 开始直至最后一期, 即第二年第十二号 (第二十四号) 各期出版于何时?数十年来, 这两个疑点似乎并不算是个问题, 甚至是早有通行的定论。第一, 《新小说》第八号的封面与目录页上都印有“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的字样, 该号出版时间由此而定。第二, 《新小说》多被认为终刊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 即第二年第六号 (第十八号) 至第二年第十二号 (第二十四号) 的出版时间是光绪三十一年的七月至十二月, 月各一期;至于第二年的前五号, 杂志上已标明出版时间, 自然应以此为准。然而据现有的资料来看, 这两种通行的定论都难以成立。 一、 “小说之故”还是“批判”? 如果与前七号作比较, 立即可发现《新小说》从第八号开始, 刊物的旨向与风格已发生变化。前七号贯彻梁启超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的主张, 所刊作品政治小说居多, 且着力宣传维新变法与君主立宪思想。这些作品为政治宣传而作, 小说意味较为淡薄, 甚至说不上是小说, 而作者则是梁启超、罗普诸人。从第八号开始, 那些宣传政治主张的作品全被截断, 尽管其连载并未结束。梁启超、罗普诸人的作品已不再见, 而从该号直至《新小说》终刊, 担纲者都是吴趼人与周桂笙。吴趼人以“我佛山人”为笔名, 在第八号上接连发表了《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新笑史》, 又“衍义”《电术奇谈》;周桂笙以“知新室主人”为笔名发表法国侦探小说《毒蛇圈》, 又评点《电术奇谈》。第八号实由吴趼人、周桂笙支撑而成, 而且这状况一直持续到《新小说》终刊。他俩的创作较注意可读性, 并探寻艺术魅力的展示, 虽也联系社会现实, 但显然不喜欢作那反复的政治说教。前七号的作品着眼于政治变革的必要性、过程以及爱国志士的种种努力, 可是在后十七号中已不见这类宣传, 作者着意描绘的是社会的堕落, 吏治的腐败, 世道的险恶, 以及处于末世之际的人心叵测。读了这些作品, 不少读者确会想到, 这样的社会应该变革, 但作品中并未提及, 更未指示该如何变革。如果由梁启超等人来写, 那一定是要将变革这个大题目提出来, 而且还要向读者强调, 这变革只能是君主立宪, 而决不应是革命。 与前七号相较, 后十七号显示的小说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批判乃至否定了中国的传统小说, 将中国国民的种种陋习、社会上的种种问题, 乃至庚子事变的发生等等, 全都说成“惟小说之故”, 而文中“日日有桃园之拜, 处处为梁山之盟”, “轻薄无行, 沈溺声色, 绻恋床笫”以及“青年子弟, 自十五岁至三十岁, 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等语, 实际上否定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红楼梦》与《金瓶梅》等经典作品。可是《新小说》第八号的《小说丛话》中, 《水浒传》与《红楼梦》得到充分肯定, 即使对《金瓶梅》, 也明确不同意“作者之宗旨在于写淫”的评价, 指出它实为社会小说, 以此观念而阅读, 则“始知盛名之下, 必无虚也”, 并还称赞其回目精佳, 而前七号连载的《二勇少年》与之相比“亦失色矣”。对其他的传统小说也有实事求是的分析, 如《儿女英雄传》的下半部确可谓“腐弊”, 但前半部却是“其结构真佳绝矣”, “真能迈前哲而法后世者”。《新小说》第十二号的《小说丛话》, 更推崇《红楼梦》是“以大哲学家之眼识, 摧陷廓清旧道德之功之尤伟者也”。 可以说, 从第八号开始, 《新小说》实际上发生了类似今日的编辑部改组的事件, 此后的《新小说》实际上在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观点纠偏。首先, 并不认为中国的传统小说就是群治腐败的根源, 其中一些优秀者蕴含了很先进的思想, 它们甚至可以帮助改良群治。其次, 从第八号开始有意改变作品政治说教意味浓厚的状况, 而要增强小说的艺术魅力, 则还须从中国传统的优秀小说中汲取养分。“小说界革命”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它的震撼力帮助小说创作摆脱了几百年来的固有套路。然而, 小说发展毕竟要依循自己的规律, 显示独有的特性, 它不可能只依附于政治而前行。就这点而言, 《新小说》第八号开始表现出的创作倾向的改变在当时具有必然性。 《新小说》第八号若真的是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出版, 那它就与七月出版的第七号紧紧相连, 但与光绪三十年六月出版的第九号相隔了十个月。从创作转向的角度来看, 第八号与第九号紧相连而与第七号相隔十个月才合理, 而且, 它若与第七号紧相连, 就与《新小说》、《新民丛报》自己的声明矛盾。光绪二十九年七月, 《新小说》第七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