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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纯翻译学到相关学科语境中研究民族典籍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范式与翻译学的互构 1.0 理论范式的转向 少数民族经典研究模式包括内容和方法。范式是学科研究的道,是治学之道。道是中国传统哲学最丰富的表达之一,孔子讲人道,老子讲天道,万物之理,古人称之为道,做学问的人讲治学之道。“研究范式是研究共同体进行科学研究时所遵循的模式与框架。其首要功能就是为一个科学共同体或学派共同体的学者与新人提供一套解题的方法和研究常规”( 纵观翻译研究,国内外对研究范式的研究称呼缺乏统一,有的叫“范式”,有的叫“模式”,有的叫“学派”,有的叫“流派”,有的叫“阶段”。 “批评理论范式上的每一次‘转向’实际上从不同视角、不同维度,针对翻译产品、翻译过程、翻译功能进行多元化、系统化的界定和分析,实现对翻译本体的价值定位”( 王宏印教授建立的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学科在学界独树一帜,他招收典籍翻译研究博士生多年,已经形成了较强的学术研究团队,每年还定期举办民族典籍翻译学术研讨会,参会的中外学者在300人左右,有自己的学术研究阵地,研究空间广阔,每次都出版发行会议文集,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 作为以“少数民族典籍”主题命名的翻译研究,它同其他的翻译研究,如中华典籍翻译研究,既有交叉,又有区别。因为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涉及的是“民族典籍”议题,而“民族典籍”议题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是文化的也是文学的,既是社会的也是某一个民族的,这使得民族典籍得以在不同历史阶段成为“经典”,带有鲜明的少数民族特征和典籍的根本属性。 本文借助系统科学和辩证法分析和解读王宏印教授所创立的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范式,呈现学界取得的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的部分成果,探讨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和实践与翻译学的互构,以此强调研究范式在学科构建与学科发展中的重要性。 2.0 在科学和科学间的交叉学科中进行翻译和研究 冯·贝塔朗菲(L. Von Bertalanffy) 系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系统科学的创始人,他认为,“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 学界以系统科学为支撑,促进了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也不例外。此处谨以系统科学分析和解读王宏印教授创立的“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范式”。“自由出入于学科之间才能做大学问”是王宏印教授的治学韬略。“任何的大学问都必须以中西打通和古今贯通为前提,而不是单一学科的直线迈进”( 论断一:在民族文化方面,至少需要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化学等学科,没有这些学科,就不可能真正地了解和认识民族问题和世界各民族的典籍,而在现代阶段,除了国学和海外汉学、各国汉学,还要系统地了解中华文明史、世界文化史,以及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等学科,还有翻译学、跨文化交际学等交叉学科。没有这些学科打基础、架桥梁,就难以建立合适的知识结构,是无法进行典籍翻译研究和翻译本身的( 论断二:西方的汉学,特别是欧洲的汉学,有扎实的古典学的传统和倾向于科学的新颖的研究方法,往往能够标新立异,引发新的思想和结论,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 论断三:我自己的学术研究,就是在学理上采用西学的原理和学科架构,而在资料和观点上,注意继承和发展前人的研究成果,以资做出必要的当代的回应。在文化的总体态度上,我主张采用陈寅恪先生的 “文化民族主义观点”,即把汉族文化和其他兄弟民族文化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并强调其相对关系的一种文化立场( 论断四:据我看来,迄今为止,我们关于国内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和研究,已经对汉族典籍的翻译研究产生了逆向的影响作用,这是始料未及的( 论断五:最近发现,藏蒙史诗 《格萨尔》中可找到大量的茶文化,这样就可以看出这些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渊源关系。否则,典籍翻译就会被看作只是一个翻译工作,在机械地做转换,其实要进入人类学,尤其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应该和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形成比较好的研究格局。这里的人类学,包括民俗学、民族学、心理学等相邻学科( 从以上王宏印教授的论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是非直线的,系统科学思维贯穿始终,他打破了相关学科的藩篱,将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置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化学、翻译学等学科中进行考察和研究,即范围横跨相关学科,内容贯穿相关领域,学理上采用西学原理和学科构架,强调要拥有交叉学科的知识结构才能进行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和翻译本身,要大家学习西方的汉学,特别是欧洲的汉学,有扎实的古典学的传统和倾向于科学的新颖的研究方法,要系统了解中华文明史、世界文化史,以及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等学科,还有翻译学、跨文化交际学等交叉学科,知识的融合要博古通今,要做到中西打通、古今贯通。 采用这样的范式进行研究标志着少数民族典籍研究在翻译界的转换趋势,在相关学科语境中研究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导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