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母文化在当代南中国的传播-《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2期).docx

龙源版权所有 龙母文化在当代南中国的传播作者：苏常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02期 [摘要]龙母文化作为中国的传统民俗，虽历经千年，却依然生命力旺盛。本文通过传播学的视角分析发现，龙母文化在民众中传播广泛的背后事实上包含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图景：既有国家新意识形态对于仪式传播的挪用，又有市场产业化发展对于文化资源的挖掘，更有转型期社会民众对于“心灵鸡汤”的渴求。国家、市场、社会是龙母文化在当代传播的重要权力推手。同时，本文亦指出权力行使务须适度有限，否则容易造成对文化的破坏和消解。长远而言，民俗传播应该尊重民俗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关键词]龙母文化；新意识形态；仪式传播；文化产业 [作者]苏常，广东肇庆学院文学院新闻传播系讲师。肇庆，526061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2)02－0134－007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肇庆悦城龙母文化研究”(09DL－07)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在南中国，龙母文化的影响力不在妈祖文化之下。透过每年诞期悦城龙母祖庙前的参拜盛况，我们便可窥见龙母文化在当代的流传之广、影响之大。适逢诞期，龙母祖庙内必是人声鼎沸、香火缭绕；庙外，搭载各方香客而至的车队则往往绵延数公里，蔚为状观，“成为华南地区、港澳乃至东南亚的一大文化事象。”这一文化事象已然引起不少前辈学人的关注，他们分别从文学、民俗学、建筑学、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龙母文化：或归纳龙母传说的类型特点，或分析龙母信仰的传承演变，又或阐释龙母祖庙的建筑风水，等等。 本文力避上述研究视角，试图从传播学的角度去研究龙母文化这一中国传统民俗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其分析着力点不在民俗传播的特点、方式与类型，而着重关注的是民俗传播生成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图景。正如民俗传播学者仲富兰所言，“旧时代的民俗，有的已随着那个逝去的社会所淘汰，有的则在新的历史时期被种种复杂的因素所影响、所裹挟并得以强化。”历史久远的龙母文化穿越两千多年的时光隧道，缘何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在当代社会越发璀璨夺目?是什么复杂的因素造就了这样的传播现状?不同的传播推手又是如何发挥和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本文将龙母文化的传播放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广阔背景之中，运用国家一市场一社会的三元分析框架，基于笔者2010年和2011年的文献研究和田野工作，试图去剖析不同权力主体对龙母文化在当代传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存在于它们之间的交织和微妙的互动关系。 二、国家的挪用：新意识形态与仪式传播 国家在龙母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龙母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总是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之间保持着亦步亦趋的关系。在古代封建社会，龙母因其所承载的“孝道”观念契合社会的伦理道德要求，而被历代帝王所器重，并因此成为国家正祀。同时，中央集权还利用其深厚的民众基础，借以控制地方社会。后革命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在全国上下推动“无神论”，龙母文化因而被划入“四旧”之列，地位亦由中心而至边缘，传播戛然而止。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于宗教信仰的政策逐步放宽，无疑为龙母文化的再度登场提供了机会。而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转型的裂与痛撕扯着民心，国家意识形态需要安抚民众情绪，保持和重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是被称为“威权型的新意识形态”，较之以往“极权型的旧意识形态”，它的作用方式“从强制、灌输、控制到同意、咨询与召唤”。而龙母文化因其所展现的仪式传播的形式特点，适宜于对普罗大众实施的个体询唤，而被新意识形态所借重，被国家所重新征用。詹姆斯·w·凯利认为，“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仪式传播恰是上述传播观的生动展现。从“仪式传播”的视野去审视龙母文化，其在当代的传播功效主要体现在道德教化、社会整合以及认同建构这三个方面。 (一)道德教化。 礼仪道德向来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根本，自古以来便流传着“三纲五常”的说法。不过，随着市场化改革在中国的推进，以及西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飘洋过海，享乐主义在社会大行其道，拜金浪潮汹涌而至，婚姻道德败坏，商业诚信缺失，社会伦理沦丧。无论是先前许霆的恶意取款，还是近期十八个路人对小悦悦的漠然冷视，无不昭示着这个国家的道德围墙已然摇摇欲坠，随时面临坍塌的危险。国家为确保长治久安，急需重建这一现代转型社会的道德体系。龙母文化因其所承载的传统儒家伦理的“孝道观”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而适应了国家道德重建的需求。它宣扬母慈子孝、利泽天下、奋发向上、亲和团结、赤子孝道，这些道德思想，不仅有利于家庭关系的和睦稳定，更有助于社会发展的和谐有序，符合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内涵。近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