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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简奥斯汀》中的意识形态与实践 20世纪大型社会工程的实施和失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以下简称《国家的视角》)一书为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最有说服力和洞察力的解释之一。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农民的日常反抗》和《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以及《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中的观点给予了普遍关注,针对其关于底层抗争方面的论述已有颇多分析与借鉴。而相对地对《国家的视角》的讨论尚不充分,而且有限的讨论更多地集中在对斯科特关于现代大型社会工程产生的条件乃至失败的原因的重述和分析,如黄岩对作为国家治理工具的清晰化和简单化手段的分析;鲍磊、高王凌、梁艳利等从极端现代主义的运作逻辑评述了斯科特的观点;吴小彬从国家强制推行现代化与软弱公民的无力反抗的关系上将斯科特的观点和汉娜·阿伦特的观点进行了对话;吕鹏在鲍曼的启发下,将拯救失败的社会工程的希望寄托于个体承担“道德责任”而非简单地寄托于政策制定者对实践知识的关注。 我们认为,斯科特并没有将希望单独地寄托给“国家”及其“代理人”。他认为,大型社会工程的产生有四个条件,即极端现代主义、简单化与清晰化、独裁主义国家和软弱的公民社会中文版导言4-6。从这四个条件出发,斯科特似乎认为,对于大型社会工程潜在问题的解决,也正在于这四个条件的改变:除了社会工程的认识论基础与视角的转变,社会工程的社会基础也应发生转变(“更有弹性、多元目标、分权社会”486),从而容纳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多样性。 我们认为,斯科特的社会工程观实际上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框架下,强调社会工程的嵌入性,也就是正式过程嵌入于非正式过程之中。本文正是从嵌入性视角入手,重新解读《国家的视角》一书中的主要观点。 1 极端现代性及其“唯科学主义” 斯科特通过对科学林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城市规划、坦桑尼亚的乌贾玛村庄、苏维埃集体农庄和工业化农业等大型社会工程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作为宗教信仰的极端现代主义、独裁的权力以及软弱的市民社会为社会灾难和自然灾难的泛滥提供了条件”中文版序言2。简单化和清晰化(1)只是作为必要的前提在技术上提供了一种可能,“对我们和我们环境的真正的威胁来自于对认识论知识的普遍主义自负与独裁主义社会工程的结合”469。而这些社会工程推进的过程无论是柔和的还是强制的,最终都是失败的,给当地的生态和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斯科特批判了所谓的规划者对实践知识的忽略,赞扬了“米提斯”(2)和“随机应变”如何缓解和弥补了社会工程带来的危害。书中最后谨慎地给出类似波普尔“零星的社会工程”的建议。 斯科特借用了大卫·哈维“极端现代主义”概念。极端现代主义可以理解为“科学和科技进步的强烈甚至僵化的信念”117。其中心就是对持续的线性进步、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不断满足人类需要以及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解而产生的不断增长的对控制自然(包括人类本性)的超强自信。极端现代主义是一个关于将科技进步应用于——往往通过国家——人类活动各领域的全盘幻想,是国家为社会问题开的处方。作为一种信仰,它超越了政治倾向,为各政治流派所接受,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它使“权术和争吵都被排除在外”216,和具体的制度安排之间具有“有择亲和力”292(elective affinity)。 对极端现代主义的信仰经常遭遇到抵制。斯科特并没有详细地考察极端现代主义计划的所有潜在障碍,他自己更多的是讨论这种极端现代主义造成的危害,而哈耶克从认识论上给出了具有说明力和解释力的分析。极端现代主义概念和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所批驳的“唯科学主义”同源。19世纪上半叶,“科学”一词日益局限于指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要求其自身具有特殊的“严密性和确定性”。这种态度极其成功使得其他领域的学者为之着迷,并马上开始模仿它们的“教义和术语”。哈耶克认为,这种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开始展开对其他学科的专制和主宰4。结果类似孔德之流的社会科学家们开始急切地表明自己的方法与那些成功的“科学”之相同,而不是把自己的方法用到自己特殊问题的研究上。这种模仿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其精神实质的抱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唯科学主义”。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对科学和技术的盲目自信,以及对借助科学技术对自然和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和设计的强大信心。这只是一种“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不是指客观探索的一般精神,哈耶克指的是“对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的奴性十足的模仿”6。实际上,它没有任何科学性可言,只是生搬硬套,不加批判地把某些思维用于和形成这种思维的领域不同的地方。而这种唯科学主义的思想,哈耶克把它称为“工程学思维类型”。但是,把工程学的技术运用到社会,实际上要求领导者具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