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人口增长原因探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5期).docx

龙源版权所有 新中国初期人口增长原因探析作者：郑清坡来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05期 摘要：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口增长机制处于自封闭伏态的盲目增长运行中，更主要的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福利制度的实施，切断了人口变动与家庭经济变化的因果反映链，这导致了新中国初期人口的急剧膨胀。然而，20世纪50—60年代河北定县人口的出生率在30‰左右，这与20世纪20—30年代的人口出生率大体相当，甚至低于当时的水平。因此，上述解释并不能构成建国初期人口迅速增长的根本制度原因。只是由于新中国建立后人口死亡率的大幅降低，才凸显了人口的爆发式增长现象。 关键词：人口增长；定县；自然增长率 中图分类号：C9209；C921文献標识码：A 关于新中国初期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普遍性福利措施及产权制度是造成这个时期人口急速增长的根本制度原因。有学者论述到＼[1＼]，中国人口增长机制处于自封闭伏态的盲目增长运行中，更主要的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福利制度的实施，切断了人口变动与家庭经济变化的因果反映链；在农村中，归属权缺乏透明度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掩盖了长期以来日趋尖锐的人地矛盾，生育子女甚至成了扩大家庭消费的手段。这样一种自封闭人口增长机制运行的结果，是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更有学者明确指出＼[2＼]，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普遍性福利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的生育行为不是普遍的少生，而是普遍的多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口迅速增长的根本制度原因，而医疗水平的提高是造成这个时期人口急速增长的技术原因。对这样的观点，学界较少提出质疑。然而，笔者通过对比1949年前后的人口出生率及死亡率，发现上述观点并不完全成立。新中国初期的产权制度及福利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口急速增长的一方面原因，但并不能构成根本制度原因，更不是人口爆发式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从根本上来说，新中国成立后，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特别是医疗条件的改观，使人口死亡率极大降低，从而凸显出人口的爆发式增长。本文即以冀中定县为例对此加以论证①。 一 定县（今定州）位于冀中平原，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定县的人口数据具有非常难得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且定县的人口增长速度与全国平均水平大致相当。1931年全县人口约40万，相当于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新中国建立后，定县的人口增长速度基本和全国同步。根据1949年后定县历年人口统计＼[3＼]3，1949年人口为590 951人，到 1959年增至 673 048人，1969年为753 057人。而全国总人口在1959年为67 207万人，1969年增至80 671万人＼[4＼]。1949年后定县人口呈现快速稳步上升趋势，中间虽稍有波动，但并未影响到人口总量的增长。由于人口基数比较大，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任何增加都会使人口总数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由于没有全县人口连续性的精确统计，1949年以前定县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仅有零星的数据可供参考。1928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根据515家调查得出定县人口出生率为46‰，死亡率为26‰＼[5＼]31。另有人对位于定县东南距城五十里的大王耨村进行的调查发现，该村1929年出生率为30.6‰，死亡率为13.7‰，故自然增长率为16.9‰；而据当时许多人的调查及推测，中国人口出生率为30‰左右，死亡率大约也如此＼[5＼]34。以此为标准，作者认为该村的死亡率似嫌太少，并且与出生率相差太多。不过他又进一步解释说，因一次的调查是偶然的，人数也太少，没有代表的价值。李景汉于1933年1月给陈达的信函中提到，1931年定县的生育率为37.1‰，死亡率为33.7‰＼[6＼]。其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生亡调查股的报告出生率为35‰，死亡率为33‰＼[7＼]280。根据定县卫生调查＼[8＼] 545546，1932—1935年登记区的人口死亡率分别为31.6‰，27.2‰，22.6‰，29.1‰，定县城的人口死亡率1933年为32.3‰，1934年为25.8‰，1933—1935年抽样村的数值则分别为21.6‰，18.8‰，36.0‰。可惜没有相应年的出生率，无法计算出自然增长率。根据1933年1—4月份的生命统计＼[9＼]，出生率城内为39.7‰，乡间为32‰，死亡率城内为27.6‰，乡间为25.6‰。从这些数据来看，515家调查及大王耨村调查所得数值与后面几组数值相差较大，且农民不高兴对死亡人数的调查，往往所说不甚清楚，容易造成遗漏，因而更难推得准确的死亡率。随着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调查的逐步深入，1931年以后的出生率与死亡率调查当更为可信。由此，可以大体得出，30年代初定县人口的出生率在30‰至40‰之间，死亡率在20‰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