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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你们回来过年 等我们回去过年，这一等就是半年。时间是熬过去的，不必说半年，更长也不是问题，在乡下最简单熬过去的就是时间。但跨过空间却很难，甚至没有什么可能。从江苏的东台到苏州，坐汽车是大半个成天，早上八点动身，下午三点到达。花这点时间不算什么，但父母亲就是不能轻易地从东台到苏州。那时一张单程车票不到4块钱，这个数字不仅对我父母亲，对我们那个村上的人来说，都是个不小的数字。上世纪80年月初的苏北乡村虽然开头有了点生气，但贫困仍旧随着日出日落，没有作息。我到大学报到的当天夜间，同室的一个江苏如皋县的同学由他父亲陪着到了宿舍。他告知我们，他父亲凌晨就起床了，骑自行车从如皋把他驮到了苏州。不坐汽车，省下了3块多钱。所以，读大学四年，很少有家长到学校来看自己的孩子，也很少有同学会在学期中间回家。我们都等着回去过年。寒假最终放了。提前订票时我盘算了一下，假如坐车到县城，需要到表姐家住一宿，其次天才能回家，既折腾人家也折腾我自己一夜；我干脆买了去安丰镇的车票，到那里再转汽车，顺着安丰到时堰的安时路，中途下车再走一段路，前后大约一个小时就能到家门口，就能坐在家里吃晚饭了。订好票，我就写信给父母亲告知自己返乡的日程。那些年的寒假短，20天不到，而且放得晚，差不多到了腊月底。我到安丰镇时，小站的大路上挤满了人，我下车后的第一趟车怎么也挤不上了。又等了一个小时，从县城路过来的汽车，在小站停了，门没开。卖票的工作人员和司机说了几句，车就开走了，车厢已经没有再上去一个人的空隙。这是最终一班。我提着一包行李，里面是带回来看的书，预备过年吃的一盒麻饼、两盒云片糕和半斤软糖。我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小站的人都走光了，我还站在那。三十里外的村上，父亲母亲还有两个弟弟都在等我，我知道他们都在等我。但没有电话可以打给他们，告知他们我没赶上汽车，我不知道怎么回家。小站四周的灯亮了，假如正常乘车，我现在应当在自己家的灯光下。有个中年人推着自行车走到我身边，问我去哪，说他可以送我。我问他多少钱，他说快要过年了，就3块钱吧。我再问可不行以廉价点，他说不能够再廉价了，快过年了，工钱不一样。他还说，现在是回乡过年的顶峰期，你即使等到明天早上，从县城过来的车也不肯定会停下来，这里不是始发站，何况你在镇上旅社住下来又要花钱。我出去读了半年书，读了半年《现代汉语》，一般话仍旧不标准，但回到家乡时一下子又没有能很快恢复讲方言，这人确定以为我是外面工作的，所以不愿还价。但我口袋里的确只剩下2块钱零几分，坐不起他的自行车。这人看我不吭声，就绝望地走开了。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晰，我究竟步行了多少时间，最终走到了村口，走到了家门口。凛冽的寒风最初还能穿过我的心扉，但很快从脚底开头升温，背后渐渐有汗。我庆幸自己这学期没有钱买皮鞋，去苏州时我带了一双凉鞋、一双布鞋和一双球鞋。从苏州动身时我就脱下布鞋换了球鞋，我知道家乡刚下过雪。假如像现在这样到哪穿着皮鞋，那天夜间我确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软软的鞋底贴着没有完全冻僵的地面，我始终快速地走着，我的膝盖知道，半年的等待能否尽快地终止完全取决于我的步伐。我左右手不时换提背包，手累了就把背包搁在左右肩膀上。三十里路，我在东头，父母亲在西头，等我走到村桥头，就到家了。我听到有人在桥南叫我的小名，然后又朝桥北喊：“厚平回来了。”是我大姨的声音。“王尧回来了。”母亲在桥北应声道，她不喊我的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