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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二十年1999-2008 “仪式研究”一词首次被用作美国宗教协会的第一个“仪式研讨会”。自此, 以仪式音乐为专题的各种调查和研究, 在中外民族音乐学界逐渐热起来。而中国的仪式音乐研究是近15年来才在音乐学界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研究领域, 此前的研究较多的继承了上世纪中后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宗教音乐的研究方向, 主要是在道教音乐的调查、采样、记谱等方面的工作, 其中比较重要的学术成果也主要是道教音乐的调查、介绍和乐曲记录等方面。成果资料有, 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编写的《苏州道教艺术集》 (1957年) 、扬州市文联所编《扬州道教音乐介绍》 (1958) 、李石工等记录翻译《佳县白云山道教经韵八套及笙管二十七首》 (1959年) 和杨荫浏主编的《宗教音乐——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等。 但到目前, 有系统、长远性的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 要算启于1993年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 (曹本冶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设建) 第二、第三阶段的工作, 这是一个真正务实的传统仪式音乐研究工程, 此过程在曹本冶教授的统筹和众多专家、学者的潜心调研下, “全方位的分析研究仪式音乐与其所处生态环境 (仪式、信仰体系及其文化环境) 的互动关系。”(P23)随后卓越地完成了三个阶段的研究工作1, 出版了《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西南、西北卷》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和《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东、华南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 。由此以来, 在中国各地区所进行的个案研究, 也有50多个, 并且“围绕上述学术过程, 仪式音乐研究核心成员还完成了多部仪式音乐、音乐民族志理论专著和近20部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而且, 随着仪式音乐研究在国内各地陆续展开至今, 60篇有关民间仪式音乐方面的研究论文, 也分别见载于国内各大核心期刊。 以上成果, 足见几十年来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之历程, 其中包含中国内地及港台的诸多专家、学者的辛勤耕耘, 为今后中国仪式音乐的调查和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鲜活的个案资料。 仪式音乐作为传统音乐的子系统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传统音乐整体系统中具有核心的地位, 它“贯穿了传统音乐由内 (隐层) 向外 (显层) 展示的表演活动过程, 因此, 不研究仪式音乐, 就无从认识传统音乐为何物, 并且会为今天某些已被淘空了仪式音乐内核, 变异了的传统音乐现状所蒙蔽。”表明了仪式音乐研究之重要性。 故而, 笔者借附录中的60篇民间仪式音乐论文进行了归类统计, 并从其叙述方式、音乐事象的地理属性和研究者的属性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来阐述民间仪式音乐研究的现时情况, 并且以个人之愚见论述民间仪式音乐的未来倾向。 一、 民间音乐研究 1. 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应首先建立其思想文化 民间仪式音乐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 笔者以为有三种类型:即有偏重于音乐民族志的记录和描述的, 以下称为个案描述型;有单纯应用一些理论来解释人类的思想、行为和音乐发展历史的, 以下作为阐释型一类;还有在音乐民族志中掺入较多阐释性因素的, 以下称为个案描述兼阐释型。现将60篇民间仪式音乐论文, 按以上的表达方式进行归纳如下。 “学术界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对人类文化的研究, 所探寻的根本实质, 是企求通过解释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以及‘思想～行为’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获得对人类文化或‘人’的宏观认识”。(P3～4)正因为“思想～行为”的互动关系, 才导致人类文化案例的延续发生以及仪式音声文化的不灭, 才更能理解音乐的文化内涵。诚然, 民间仪式是有相应的民间信仰做思想基础, 或者说任何一种人类文化行为离不开思想的驱使、引导。人类文化的形成, 思想是前提, “思想是行为过程和产物的深层动力”(P5)行为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和意识的结果。正因如此, 人类要探寻文化的思想根源, 要对人类文化进行研究, 本应先从人类的行为着手, 进而理解其思想。也就是说, 先对被研究事象的一切客观的实物和行为进行观察、记录和描述, 再对考察事象进行分析、理解和解释, 由此, 人类文化的思想体系架构, 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梅里亚姆 (Alan P.Merriam) 1964年在《音乐人类学》中提出他的“简单模式” (认知、概念→行为→音乐本体→认知、概念)至今乃受民族音乐学学者的认同, 其中“音乐本体”和“行为”无疑是该模式的重要研究因素。另外, 曹本冶先生就音乐学的宏观目标“是解答‘人是怎样制造音乐的?’这个答案”, 也提出了“必须通过对音乐本体～音乐行为的双轨研究中来找寻。”(P6)的精辟论断。 所以, 以上表格的数据显示, 目前仪式音乐研究存在重思想阐述、轻个案描述的学术情况, 这是一个不合实际的不知不觉的偏向, 它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理论建构的程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