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汉墓出土东汉木简与唐代琵琶谱的半片残句.docxVIP

敦煌汉墓出土东汉木简与唐代琵琶谱的半片残句 1984年1月22日，《光明日报》第一版和《中国最古老的音乐》出版。这本书是152年前写的。公元152年（东汉桓帝元嘉二年），北京故宫音乐学院的牛龙菲“成功翻译”。不久,电台播放了这首由“九个音符”组成,带有“湖南民歌特性羽调式风味”的“敦煌东汉古曲残句”。一时间,引起了国内外音乐学界及有关人士的极大关注。 这枚所谓“东汉木简乐谱”,其实是:半片残简,一行“破字”。由于原简是从当中裂开,更由于左半片业已丢失,仅剩下右半片,才使得牛龙菲在未经认真考证、並无确凿依据之前,便将这右半片残简,匆忙“破译”成曲,仓促公诸于世,弄得海内海外人所共知,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为了澄清事实、明确真相,向国内外人士作个交待,现将情况解析如次,以正视听。 ·事情是怎样发生的?· 1983年8月下旬,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及首届学术会议在兰州结束,与会的蓝玉崧(中央音乐学院)陈应时、金建民(上海音乐学院)、笔者(中国音乐学院)四人,随同来自全国各地的敦煌学者,一起到莫高窟参观(牛龙菲没有去)。8月27日,我们在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陈列室见到了一组共十七枚汉简,其中一枚(即第8号简)上面的笔迹,颇似唐代琵琶谱的“谱字”,但这行“谱字”都是写在木简的左侧,而不是在当中,颇觉有点奇怪。由于我们不是简牍学者,故没有想到,这是由于原简从当中裂开,而成为两个半片所致。由于我们见到的是右半片,因此字迹都出现在这右半片的左侧,並且这些字迹部不是“全字”,而是“半字”,亦即“破字”——这是后来才认识到的。 我们当时突然见到这些“半字”(或曰“破字”)时,就联想到《天平》、《敦煌》等唐五代古谱的“谱字”,心里有些兴奋。金建民同志立即细致描下了木简的形态及其“符号”,以便带回上海研究。稍后,大家仔细观察,蓝玉崧老师首先表示这“不会是乐谱”,而是《汉字的草书”。我也发现:其中有几个“符号”,与唐代琵琶“谱字”的形态有很大差异。何况,这枚木简上除廖廖几个“符号”外,並无任何与音乐有关的标记。而公元747年的《天平琵琶谱》上,则有“黄钟”与“调”等字,公元773年传谱的《五弦琵琶谱》上,有《秦王破陈乐》等二十八首乐曲的标题,公元934年闰正月的《敦煌琵琶谱》上,有《品弄》、《倾杯乐》等二十五首乐曲的标题;就连敦煌卷P.3719背面的一句残乐谱上,也有《浣溪沙》曲名;而敦煌卷P.3539背面的“琵琶二十谱字表”,则有“散打四声、头指四声、中指四声、名指四声、小指四声”的弹奏者左手“指位”的标志。因此,不敢贸然断定这枚汉简便是“汉代乐谱”。它除了有半句“残乐谱”的可能性外,却更象是一串数码,会不会是一张帐单?…… 回到兰州后,我于9月1日在省音协举行了一次以《古谱与古谱学》为题的“幻灯、报告、学术座谈会”,由甘肃音协庄壮与田丁同志主持。同时,于9月3日离兰州回北京前,与陈应时一起在兰州大学招待所和牛龙菲就有关学术问题进行过交谈,当然也把我们发现这枚“奇怪的木简”的事,以及我们的看法告诉了牛龙菲。 时隔数月,北京的一位画家兴奋地来敲门,送来一张《光明日报》:兰州大学牛龙菲同志破译了敦煌新发现的东汉桓帝元嘉二年(公元152年)的“五弦琴谱”,这份乐谱经演奏后,颇具有湖南民歌的韵味……。 我愕然了。万一这不是乐谱,而是一串数码、一张帐单,怎么办?…… 就在那几天,国内几家重要的报纸先后报导了“牛龙菲破译敦煌东汉木简乐谱——五弦琴谱获得成功,乐曲颇有湖南民歌韵味”的消息,並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不久,我收到了日本、英国等几位音乐史家与古谱学家的来信,他们对于这种“不见论文、只见消息”的突发性的新闻,表示了关切和疑问。 我立即去找名音乐学家黄翔鹏老师,问他:牛龙菲事先有没有向他征求过意见?当我得悉牛龙菲是在“绝密”的状态中,突发地安排“新闻爆破”时,我感到十分担心,因为这么千,受伤的不仅是他本人,而是所有从事古谱研究的同志。我们实在不愿意在国际学术界留下笑柄、损害中国学者的形象。 但我仍不愿意放弃一线希望。因此,便写信给牛龙菲,建议他对敦煌汉简作全面研究,但愿能从中找出与音乐有关的材料来,从而证明那枚汉简是乐谱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同时,我又写了《三年来的敦煌曲谱研究》一文(《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5年第一期),文中介绍了叶栋、陈应时、李石根等六位同志的研究成果和情况。对于牛龙菲,我写道:“多家报纸报导了他对元嘉二年(152)玉门关木牍①‘乐谱残片’的译解研究成果,《人民音乐》也发表过对他的采访记。东汉乐谱的发现,在中国音乐史及古谱研究领域,当然是一件激动人心的大事,因此,国外学者如岸边成雄等,也纷纷来信,欲获悉详情。由于牛龙菲的这篇研究论文,目前正在排印,诸家均未读到,故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尚无法发表任何意见。笔者仅能衷心希望这项重大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