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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从妙峰山观察中国 廖明军（以下简称廖）：肖群博士，《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我们知道你的庙峰山研究持续了10年。为什么你要这么长时间研究？。 吴效群（以下简称“吴”）：谢谢你的祝贺！1925年顾颉刚等老前辈的妙峰山调查开了中国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先河，也使民俗学这门发生于西方的学科真正在中国扎下了根基。我们知道，民俗学在英国最初是作为稽古学出现的，当它移植到中国时必须寻找到一个合适的立点。当时的中国与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情况完全不同。应当说，是顾颉刚等先生的妙峰山调查为中国民俗学确定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那就是研究认识民众的文化和他们的社会，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重建服务。可以说，民俗学在中国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参与社会改革的目的。 顾先生等老前辈的妙峰山研究在中国民俗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被誉为中国民俗学的一面旗帜。在对这一课题进行重观研究时，我压力很大，大师的盛名像利剑一样悬在头上，催促我追求卓越。我特别认真地对待这个课题，多方准备，反复思考，长期求证。在长期的调查研究过程中，我经常感到自己知识储备欠缺，一边学习一边进行研究，研究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这样也有好处，题目完成了，知识积累也比较完备了，比没有针对性地学习效果好多了。 再就是，妙峰山行香走会活动持续了近400年，地域范围包括京津、河北等广大地区，涉及上至皇族下至普通百姓的多个社会阶层，这样一个波及范围大，持续时间长，社会影响深刻的社会文化活动，调查工作量巨大，很难短时间内完成。10年的时间我并没觉得太长，说实话，我还有许多事情没有调查清楚呢。 廖：由于顾颉刚先生在中国民俗学史上的贡献，妙峰山民间文化研究成为学术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题目，你是如何选择妙峰山作为博士论文研究的？面对大师的盛名，你又是如何设计自己的研究的？从今天的结果看，你当初的设想实现了多少？ 吴：我199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随钟敬文先生攻读民俗学博士学位，那个时期学术界正盛行反思旧世纪，展望新世纪的学术之风。在人类学界，一些世纪初的著名研究被人拿来进行重观研究，人们希望通过研究展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做妙峰山的重观研究的。当时，本专业中并非我一人看到了这个题目的价值，但是，因为香会组织的调查不好做，人们不得不放弃。我机缘特别好，有意做这个题目后，便一路绿灯似地得到了几位关键人物的帮助，于是义无反顾地决定以顾颉刚上个世纪20年代初妙峰山研究的重观研究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刘锡诚先生在我调查的每个阶段都帮我将调查关系安排好，使我顺利、高效地进行调查，我调查及思考过程中的困难他都愿意帮助我解决。高丙中师兄将我的课题纳入到他刚申报成功的霍英东教育基金项目“改革开放与民族文化重构”，帮助我确立了研究主题、框架并赠予我调查研究的资金；郑然鹤同学无偿帮我拍照，录像。比起其他不得不离开北京做调查的同学来，我就在北京进行调查，时间显得特别充足。就像后来有人评论的那样，在这个题目上我天时地利人和全占了，我非常庆幸有如此好的机缘！ 顾颉刚先生1925年主要调查的是香会组织的情况，他从中了解了当时民众的生活状况，“我们在这上，可以看出他们意欲的要求，互助的同情，严密的组织，神奇的想象；可以知道这是他们实现理想生活的一条大路。”（顾颉刚编著：《妙峰山》“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相应地我也将考察的重点放在香会组织身上，想通过考察香会组织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价值追求来看社会变迁的情况。在缺乏有机联系的传统北京民间社会，以为妙峰山老娘娘尽忠尽孝为宗旨的香会组织是唯一能将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组织。 顾先生看问题能够抓住关键，他重点对庙会活动的主体———香会组织进行调查，但他1925年的调查民俗学学科意识并不强，也没有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他是从传统的考据的角度通过搜集香会张贴在山上和进香途中的会启来进行研究的。顾先生的研究告诉了我们香会组织的名称、地域范围、类型、会费募集方式、会规、组织结构等，但没有告诉我们香会组织在妙峰山上都做些什么？香会组织怎样解释自己的进香活动？他们有什么样的诉求？而这些情况对于认识香会组织是必不可少的。顾先生等五人在山上待了三天，却没有就这些重要事情对活动在身边的香会组织进行访谈，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我是这样设计自己的研究的：要通过香会组织价值追求的变化来反映社会变迁，就要了解当初北京民间香会组织何以建立、民众通过香会组织要表达什么？一件事情只有认识了起源，才能认识其本质。在进行了这一关键性工作以后，我又根据调查材料，分别对晚清和当代两个时段香（花）会组织妙峰山活动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得出了自己的看法。之所以选中晚清和当代两个历史时段，一是晚清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解体，当代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的转型时期，另外这两个时段的调查材料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