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近代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形成.docxVIP

亚洲近代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形成 关于亚洲近代民族主义起源与形成的历史回顾 近代民族主义的起源和形成是近年来引起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目前讨论这一问题时,学者所依据的一些基本概念与术语大多是来自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埃里克·霍布斯鲍姆2以及安东尼·史密斯3等西方著名理论家的著作。但是,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上述理论著作基本上都是以欧洲19世纪以后的事例为材料研究民族主义,对亚洲近代的历史几乎没有多少了解与关注,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如简单地将其套用于解释亚洲近代民族主义,往往会出现偏差。因此,如何在合理地吸收原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从亚洲的历史事实出发去研究亚洲近代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形成,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拟通过对日本19世纪前期的水户藩儒学者会泽安4《新论》一书的解读,考察日本近代民族主义的起源。 一 《文选》与日本近代民族主义思想 生活于日本幕府末期的水户藩儒学者会泽安的《新论》一书完成于1825年,而德川幕府于1824年公布了“武力驱逐异国船令”。会泽安在《新论》一书中全面地分析了19世纪20年代日本所面临的内外形势,并且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应对西洋列强的军事防卫措施和在国内实施政治改革的构想。《新论》有意地渲染和夸大来自西洋的威胁,提出应为与频繁出现于日本近海的西洋列强之间的战争作准备,并以此为契机重建日本的国家体制,也可以理解为通过“攘夷”重建日本政治体制。会泽安在《新论》中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在1857年该书正式刊行5后广为流传,《新论》成为一部推动19世纪日本幕府末期政治变革、对近代日本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 迄今为止,对《新论》一书的思想内涵以及时代背景等已有一些研究,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例如,日本学者三谷博指出,会泽安的政治改革构想与当时日本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是会泽安对当时日本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一种夸大解释。会泽安做出这一夸大解释的目的是为了唤起当时朝野上下的注意,达到实现自己的政治改革理想的目的,而这一计划在当时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6。然而,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新论》中提出的重建以象征传统权威的天皇为核心的“祭政一致”国家的“国体”观,客观上形成了1867年推翻德川幕府的政治变革的基本原理,同时也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核心内容与基本框架。因此,重读《新论》有助于我们历史地考察日本近代民族主义的起源。 二 对美“洋”的认识 重读《新论》,可以发现作品中作者提出的政治改革构想很大程度上立足于他对当时的世界形势的分析,特别是对来自拥有先进的技术与军事力量的西洋列强的军事威胁的认识之上。在会泽安之前,也曾经有一些民间知识分子指出过来自北方或西洋列强的军事威胁,提出了加强军备的构想,日本近世中期的兵学家林子平在1793年著述的《海国兵谈》中提出应加强对北方的海防以防御来自俄国的军事威胁就是典型一例7。但是,至18世纪末,这一类议论大多还停留在个别现象上,所提出的对策与主张也仅限于加强海防等军事方面。而与早期的海防论相比,会泽安的《新论》已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当时世界形势的整体认识以及关于日本近世国家体制的改革构想上。 起源于近代西欧的产业革命推动了近代航海的发展,原本各自孤立的各大洲逐渐连为一体,由此形成了近代世界体系。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俄等国的船只开始频繁出现于日本近海,引起了日本朝野的重视。在《新论》“形势”篇中,会泽安把西洋船只的到来称为“而今西荒蛮夷,以胫足之贱,奔走四海,蹂躏诸国,眇视跛履,敢欲凌驾上国,何其骄也”8,言辞中流露出对西洋的蔑视,表现了会泽安对西洋的一个基本态度。 会泽安对西洋的认识不仅停留于蔑视。在《新论》中,他分析了当时的世界形势以及日本面对的外来威胁,认为日本面临的边患已与历史上经历过的情况不同,“西夷驾巨舰大舶,电奔数万里,驶如风飚,视大洋为坦途,万里之外,直为邻境”9,西洋列强觊觎日本的形势已形成,日本四面环海的“天险”已经难以阻止西洋的“巨舰大舶”的入侵。日本以外“未尝沾染罗马之法”,即未按照西洋列强的原理依据武力进行对外扩张的“独有满清”,能与日本相为“唇齿者,清也”。基于当时的世界地理知识,他对西洋到来后的形势分析中不乏现实主义的成分。 会泽安把除了清以外的西洋列国纵横捭阖的格局比作中国古代周末七雄争霸的“战国”时代,其中尤以俄罗斯与英吉利为最具野心者。会泽安认为,西洋实施它的世界战略时,首先是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其次还擅长借助通商和传教进行渗透与收揽民心,为其军事入侵做准备。他说:西洋“欲倾人之国,则必先因通市而窥其虚实,见可乘则举兵袭之,见不可乘则唱夷教,以蛊惑民心。民心一移,箪壶相迎,莫之得禁也”9,佛教以及天主教等外来宗教的邪说传播侵蚀了日本人的忠诚心,因此必须严加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