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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变局下的世界经济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2002年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rc）具有特殊意义。首先，rc已经发展了30年。今年，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茂物目标”将到来。作为亚太地区级别最高、领域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区域合作机制，APEC在后茂物时代如何继往开来、践行引领地区经济繁荣和增长的承诺，不但是其自身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世人关注的焦点。 相比于APEC成立时的三十年前，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格局正从西方主导向非西方主导转变，突出表现是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发达国家的相对衰落，这其中经济增长是关键。那么问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无力或不愿意提供技术、出口市场和多边经贸制度支持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快速经济增长能否继续？如何转型和升级？亚太地区长期以来是世界经济最具活力和增长最快的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使这一问题更显突出。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2020年APEC峰会聚焦经济增长，将“共享繁荣”作为关键主题词。经济增长虽列入APEC的议题范围，但大变局背景下亟需提升其地位和系统性地推进落实。 后茂物时代apec面临变局 APEC从1989年成立到2020年“茂物目标”到期这段时间，一般被称为茂物时代。这期间APEC被认为在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基于此，人们对后茂物时代的APEC充满期待，认为其应该实现更有雄心的目标。不过，2018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落幕的APEC峰会首次没有发表领导人宣言。紧接着，2019年智利圣地亚哥APEC部长级会议和领导人会议被迫取消。这无疑是对APEC的双重打击，给后茂物时代APEC的发展蒙上了阴影。 为什么期待和现实会出现如此大的落差呢？其原因在于APEC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自身发生的变局。这使得对未来APEC的憧憬不能基于简单的线性外延性预测，而要更多地注意大变局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一） 贸易培养机制的变化 随着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反全球化运动开始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不断高涨。当前反全球化与过去反全球化的最大不同是，美英由40年前的全球化主要推动者转变为现在的全球化反对者。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贸易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理念的改变，将在长期从根本上导致发达国家对外经贸政策趋于保守。而且，WTO内部的力量结构因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规模迅速扩大的国家而发生改变，由过去美国、欧盟、日本主导向多元均衡方向变化。这使得WTO通过任何推动贸易自由化的新规则，都会遭到不同方面的掣肘。 从互动关系来看，WTO的这种变化将对APEC产生根本性影响。如在APEC目标定位上就会产生很大的分歧：到底是配合WTO推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还是建立一个覆盖本地区的大型自贸区，抑或是作为地区合作和稳定而建立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平台，等等。 （二） 资源竞争的自我强化特征 区内大量的FTA对APEC形成很大的竞争压力。尤其是高标准的FTA相对于APEC有更大的吸引力。大量的FTA还分散了推动APEC建设的动力。对一国来说，尤其是小国，增加了FTA的投入，就必然要减少对APEC的投入。更为严重的是，FTA同APEC在资源上的竞争具有自我强化的特征。当一国同多个国家构建双边FTA的时候，就会处于FTA结构中的“轮轴”地位，这样相对于“辐条”国家具有更多的优势，即所谓“轮轴—辐条（hub-andspoke）”现象，会进一步导致处于“轮轴”的国家加大投入资源来强化其地位。同时，其他国家看到这样的好处后，也会投入资源来谋求“轮轴”地位。这样循环往复，区内的资源就会更多地汇聚到FTA上，而投入APEC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少。 大量的FTA存在还会削弱APEC所取得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成果。不同的双边FTA在关税税率、减让品种和时间表、原产地规则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导致“意大利面碗效应”的产生。该效应会加重区域合作运行成本和监管成本，背离了APEC一直倡导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宗旨。 （三） “三大方案”下的协同合作 茂物时代APEC的成绩，大多是在中美关系良好和建设性互动的情况下取得的。如为了推动多边谈判和实践亚洲新战略思维，美国主张设立贸易投资自由化时间表，把APEC建成经济共同体，2020年前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1997年主导推出“部门提前自由化”（EVSL），等等。美国的这些建议，在APEC内部通过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成员激烈互动，最终形成了建设繁荣和睦的“大家庭”、茂物目标二阶段时间表、EVSL提交WTO的三种方案。这也是APEC闻名于世的三大理念的由来，即以协调的单边行动推动自由化、协商一致进行决策和对区外奉行开放地区主义。 TPP不包括中国，表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由接触转为遏制。美国构建TPP，用奥巴马的话说就是“不允许中国书写全球经济规则”。中国则全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