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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初期思想状况之再考察 阅读了洪秀全1845年写的《原始街救道歌》、《原道觉醒》和《1847年后写的《原道觉醒》的著作，并将其与梁发的《好语言》进行了比较。内容和单词都是一样的，这证明了一些同志在最近的改进中正确地使用了这些内容。 洪仁玕在回顾洪秀全初期思想状况时提到:“昔吾从游真圣主(按:即洪秀全),每与谈经论道,终夜不倦,言笑喜怒,未尝敢薄待己身。时论时势则慷慨激昂,独恨中国无人,尽为鞑妖奴隶所惑矣。予问其故,则答以难言;再三问之,则谓弟生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洲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花(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花(华)民之脂膏数百万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问伊黎(犁)省或乌(黑)龙江或吉林为奴为隶乎?兴言及此,未尝不拍案三叹也。” 洪仁玕于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在《钦定英杰归真》里提到的这番议论,并没有交代洪秀全昔日“兴言及此”的具体时间。但从“昔吾从游真圣主”句可以判断,洪秀全的议论肯定发生在1849年最后离开花县与洪仁玕分手以前。此后,两人十年间再未见面,也就不存在什么“从游”谈话的问题了。那末,在1849年以前的哪一年呢?有人断定在1842年,说:“洪秀全早怀革命思想,本年鸦片战争失败,更促进了他的革命决心。在此期间,他曾慷慨激昂地对洪仁玕说,痛恨清朝贵族统治中国之意。本年仁玕二十一岁。” 另据洪秀全西游广西后于1845年在家乡写就的《原道救世歌》所载,内中就出现了如下的告诫:“他若自驱陷阱者,炼食洋烟最颠狂,如今多少英雄汉,多被烟枪自打伤”。 这里,或许有人会说,洪秀全此时即使没有反对清朝统治的思想,也可以在他的宗教宣传品里发出“炼食洋烟最颠狂”一类的告诫,而与政治考虑无关。例如,梁发在1837年就曾写一篇《鸦片速改文》,“劝人戒除吸食鸦片的恶习,语极痛切。” 然而,尽管洪秀全于1843年研读了梁发的《劝世良言》,接受了其中宣传的拜上帝、敬耶稣,反对拜偶像邪神和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一些宗教教条,并且也在自己写作的《原道救世歌》中,宣传了什么“知命安贫意气扬”以及“黄巢李闯”为“草寇”的言语。但这一切只能说明,受到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洪秀全不能完全摆脱剥削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亦不能科学分析和认识许多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和阶级矛盾的本质,因此,在他思想里随时会存在着一些谬误和偏见。这种情形,即使到举行反清起义以后,也未能避免。但是,鸦片战争后几年间中国社会深刻矛盾的严酷现实,以及个人生活的遭遇,毕竟是给了他这个胸怀大志的聪敏青年以重大的刺激,使他能够于受到某些基督教义和中国封建文化的双重影响之下,依然萌发了反清的“异志”,并开始谴责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和剥民脂膏的罪行。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情,而正是反映出洪秀全思想矛盾中革命因素和其他消极因素此消彼长的实际情形。而这种情形,又正是不同于一心为基督教服务、倾力宣传西方上帝福音的梁发的地方。在当时,洪秀全毕竟又是一个爱国的先进的中国人。他的关于洋烟问题的议论和宣传,已经开始与反清及中华富强的图谋联系起来。这一点,与已经卖身于西方基督教侵略事业的梁发牧师写《鸦片速改文》的动机,恐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其实,洪秀全宣传拜上帝和利用或相信《劝世良言》的某些说教,与他思想里反对清朝统治意识的萌生和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并行不悖的。《太平天国起义记》里有如下的记载,说:“1845、1846两年,秀全留在家中,仍执教鞭为业。在此期间,彼曾做数篇文章、问答及诗歌,均发挥宗教真理者。……秀全继续在本乡及邻乡宣传新教,凡皈信上帝耶稣真道者皆施以洗礼。其时洪仁玕仍在清远授徒,常与秀全相见。……此时秀全乃告以中心之秘密思想,及其对于满洲人之仇恨云:‘上帝划分世上各国,以洋海为界,犹如父亲分家产于儿辈,各人当尊重父亲之遗嘱而各自保管所得之产业。奈何满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国而强夺其兄弟之产耶?”其后复言:“如果上帝助吾恢复祖国,我当教各国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我们将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我们将共拜同一之天父,而共崇敬同一天兄世界救主之真道,这是自从我的灵魂被接上天后之心中大愿也。” 鸦片战争前后的人民群众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推动着洪秀全这个了解并同情农民疾苦的知识分子,其思想迅速变化,以至于立志反清,正是情理中的事情。姑且不论全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如何日益尖锐、激烈,大略的看一下广东的情形吧。广东在道光年间,被统治者屡剿不灭的天地会活动,“无时不有,无地不有,而莫甚于今日”。1831年时,花县就有所谓“不逞之徒,借饥群聚,变将不测”。鸦片战争后,在《花县志》的记载里,也有关于卢邦(混名大王邦)和邝彩(混名大只彩)农民起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