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策、学术出版与市场策略-1980年代武侠小说的出版状况.docx

? ? ? ? ? 国家政策、学术出版与市场策略 1980年代武侠小说的出版状况 ? ? ? ? ? ? ? ? ? ? ? ? ? ? ? ? ? ? 1989年2月，赵清阁写信给远在美国的韩秀，抱怨国内出版界“很令人恼火”，她所编的《现代女作家小说散文集》要重印，排版都排好了，却被出版社搁置，因为不赚钱，“他们只着眼于经济效益，热衷于武侠、性爱作品”[1]。 这样的抱怨，大概并非只此一家。在整个1980年代的出版市场中，武侠小说的持续走红乃至泛滥，不仅使得出版社趋之若鹜，招致知识分子的批评，同时也引来了文化宣传管理部门的关注与担忧，从1981年起，关于控制旧侠义小说、新武侠与武打连环画的文件就不断见诸出版业，然而，从赵清阁的信中可以看出，直至1989年，这一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 在目前关于1980年代出版史的研究中，学者往往瞩目于重要的作家作品与西方理论的翻译出版及其新启蒙的思想意义。与这些知识精英相比，新旧武侠小说所触及的读者群体则要远为普通与广泛。但也恰恰是其普及性能够给我们观察1980年代的出版政策提供一个新鲜的视角。事实上，在阅读这一时期的出版史文献时，我们很容易发现，对于新旧武侠小说的出版管理始终是这一时期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者的关注重点之一。这些作品巨大的市场号召力同时也带来了连绵不断的争夺与协商。一面是管理部门的三令五申；另一面是出版界的屡教不改，其中的困难，不仅源自市场利益与宏观管理之间的斗争，更源自管理者自身在尺度把握上的为难。如果说“性爱作品”可以一刀切地进行严厉打击，那么武侠小说所涉及的，则是一片更为暧昧不明的空间，它一方面多少包含着暴力、凶杀的成分；另一方面又满足了读者对阅读趣味的需求，乃至对某种正面的家国大义的宣扬。在出版市场化的过程中，对这样的处于灰色地带的作品要不要管，如何管，成为摆在出版管理者面前的难题。也正因此，这些出版文件所展示的，是管理者与阅读市场在1980年代的出版领域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反复博弈。一方面，出版管理单位希望通过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影响、规范人们的阅读行为与阅读对象；另一方面，各个出版社在选题制定方面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在商业利润的驱动下，常常做出有违规定与政策的举动。对这样一种特定文类的出版史的追溯，可以在阅读流行文化的文本之外，帮助我们理解是哪些历史力量在左右着这些文本的生产与流通。 具体到1980年代的武侠小说，出版管理者通常会将其区分为以侠义公案为代表的旧武侠，和以金庸、卧龙生等作家的作品为代表的港台新武侠。对两者的管理方式在一致中也常常显示出种种区别。因此，我在下文中将对两者分别进行分析。在旧武侠方面，我试图指出，管理者与出版方的博弈与协商，最终导向了“学术出版”这一“中间地带”，通过将旧小说的出版纳入“学术出版”的管理框架之内，国家得以更为便利地介入对这些出版物的调控与管理。与此同时，对于出版者而言，这一中间地带也可以视作他们所挤占、争夺出来的一个转圜空间，既让他们避免了被一刀切地禁止的命运，又可以以此为据点，继续拓展自己的市场活动——两者在其中保持着某种微妙的平衡。而对港台新武侠而言，这一“中间地带”完全无法适用，其结果便是管理者极其密集而直接的政策干预，乃至直接的禁绝。而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版者依旧试图通过对出版政策乃至国家导向的重新阐释，来为自己的市场行为寻找空间与合法性的依据。两者之间的拉锯，暴露出管理者自身在转型时期自我定位上的两难。他们一方面要为出版社、书商在市场驱动下的正常的经济行为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又依旧希望继续扮演意识形态的守门人与仲裁者的角色。这两种角色之间的冲突和调适，构成了理解这一时期武侠小说出版管理问题的核心线索。 一 “中间地带”的旧小说：市场读物还是学术资料？ 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出版管理部门的视野，是由于旧小说的翻印成风，其中主要涉及的就是以绿林豪侠为主角的侠义、公案小说，《施公案》《彭公案》等书广为流行，《三侠五义》的印数甚至突破了百万册。为此，国家出版管理部门下发了《关于从严控制旧小说印数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其中对这类旧小说的评价是，它们“虽然也反映出一些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残暴，但书中大多宣扬封建道德观念，存在着因果报应等消极思想，有的艺术水平也不高”。因此，这些书虽然可以印出一部分作为研究资料，但“几十万、上百万地印行，大量向读者推销，就不妥当”。在此基础上，出版管理部门要求各地对这类书的出版计划与印数进行一次检查，并上报结果。[2] 《通知》虽然提到要对这类书的印数“加以控制，加强计划和合理供应”，但并未拿出具体的办法，制定详细的标准。因此，广东省出版局致函国家出版局，询问具体计划。1981年2月，国家出版局复函列出两条具体方案并抄送各地出版局： 一、今后对有关公案、侠义、言情等旧小说，请不要租型。已经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