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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边疆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的类型学意义语言关系、文化关系,语言文化探索乐无比西南边疆语言与文化专家访谈录之七陈保亚专访 王峰：陈家，你的大学一开始是医学的。你认为他们有共同之处吗？。 陈保亚:我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被称为七七级。高考时报考的是物理和数学,那时候不怎么尊重学生的自愿,大概是我下乡当知青时做过赤脚医生,我被录取到了华西医科大学(当时叫四川医学院),后来成为四川大学医学院。中学我对数学和物理最感兴趣。后来当知青、工人,读了列宁的一些著作。列宁特别批判了杜林、马赫等哲学家,我就把杜林、马赫的著作找来一读。马赫《感觉的分析》精彩而深入浅出的分析让我知道了人类的感觉知识和外部世界的实在是有距离的。此后我对西方实证主义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进大学后,我又接触到了语言哲学,于是对语言学又产生了兴趣,也有了转学的愿望。因为我有色弱,转学有了理由。中学时语文老师经常提到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中文系有吴宓先生,我就转到了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到重庆才知道吴宓先生已经不在人世。 尽管离开了医学院,但医学院学过的数学、化学、物理、生物、实验、解剖等课程让我终身受益,尤其是这些课程训练强调严密的逻辑和精确的观察,这是语言研究必不可少的。和医学相关的遗传学,和语言学中的谱系理论、语言接触理论都有关系。我有一部分工作是和我早期的医学院同学合作,研究语言谱系和人群遗传谱系的关系。有人认为遗传基因越近,语言的谱系关系就越近,看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最近我们结合语言学和遗传学的一些证据发现,亚太地区的人类起源不仅仅是人群的迁移分化,还有错综复杂的接触。我们调查过的孤人,以小聚居的方式散居在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和云南省曲靖市的师宗县等地带,这些人的人群遗传基因和壮傣民族接近,而语言无论在词汇还是结构上都和彝语接近,这样我们就可以初步断定孤人经过母语换用,这就为研究语言换用过程中语言所产生的变化提供了条件。可以肯定,只要方法和原则得当,语言材料和遗传基因材料越丰富,越有利于描绘语言分化和接触的蓝图。 汪锋:在您的研究中,民族语言和文化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请您介绍一下这些年来在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方面的主要工作。 陈保亚:大学期间对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产生了兴趣。当时没有汉语版。该假说又叫语言相对论,认为不同的语言会构筑不同的世界图式。这个假说在认识论上极有深度,同时也对建立在印欧语言基础上的认识论提出了挑战。不过要证实和证伪这个假说都有难度,这需要调查大量不同的民族语言材料。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云南民族学院(今云南民族大学)任教,开始展开了民族语言调查工作。我想通过茶马古道上民族语言的调查来弄清语言相对论。 目前我们要对语言相对论作出回答还缺少足够的田野调查材料和论证。不过不同的民族语言为我们观察思维模式和文化精神提供了重要的窗口。比如汉语的“哥、弟”,在语素层面就区分了长幼,而傣语的“哥、弟”分别是pi6tsa:i2和lng4tsa:i2,必须要在语素组合的层面上才能区分,其中pi6是“年纪大的”,lng4是“年纪小的”,tsa:i2是“男的”。傣语的用法和英语的elder brother和younger brother有些相似,但又不同。傣语的定语在后,bi6 (大)、lng4 (小)是中心成分,而英语brother是中心成分。这样我们从语素层面可以看出,傣语中更深层的文化更重视大小而不是男女的区别,而英语中更深层的文化更重视男女的区别而不是大小的区别。汉语“哥、弟”不仅区分长幼,也区分性别。语言学的这些证据比一般的文化分析具有更强的实证性。我1993年出版了《语言文化论》一书(云南大学出版社)。从语言调查结果的分析看,语言的结构和语言文本不仅是思维模式和文化的体现,而且会影响到思维模式和文化,语言和思维、文化是互生的。过去有一种简单的想法,以为语言系统的样式完全是社会文化决定的。田野调查和分析还说明,语言除了社会性,还有自组织性,这是自然语言符号系统和其他任何符号系统最本质的区别之一。我至今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田野调查,希望进一步深化这方面的研究。 汪锋:您三十年前就开始观察汉语和傣语的接触,当时语言接触在国内还不太起眼,不像今天这样是热门领域,我们很好奇当时您怎么会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呢? 陈保亚:上大学的时候,接触到了汉藏语系的概念。那个时候大陆很多学者都接受了李方桂汉语和台语同源的假说。国外很多学者同意Benedict(白保罗)汉语和台语不同源的假说。争论的焦点是同源词。同源论者认为一批有语音对应的汉台基本词汇是同源词,不同源论者认为是借词。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大量田野调查,即在语言接触中观察基本词汇是否能借用,如果能借用,是否保持语音对应。回答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要回答历史语言学的方法论问题。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