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与家英国当代诗歌的文化认同.docx

家与家英国当代诗歌的文化认同 说到住房和文化认同，我们往往认为移民作家是困惑的，但事实上，这是西方现代文学创造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约翰克里格在最近的批评文章（esisincrisim，4.054，第2期）上发表了他对公寓的看法（“关于家庭的郊区：一种家庭的隐性捐赠”），并从“家庭”和“房子”的角度来感知英国现代诗。 房子自古以来就与家合二为一,是自成一体的温馨世界,自我人格在这个空间里可以达到相对自由的发展;对老年人和孩子们来说,家不仅是一个安全、舒适的地方,而且是一个热闹、欢乐的世界,家与过去和传统联系在一起,象征着安宁与恒定。但这样的世界却随着电视与电脑的到来而不复存在了,科技与教育的发展使社会不停地发生着变化,人口不断地流动,很多家庭常常有多处房产,老式的大家庭结构早已无法适应现代生活的变化节奏,乡土与社区的观念正在或说是已经消失。城市中产阶级大量移居到乡下,使城乡之间的差别在逐步缩小,人们原先熟悉的地方正变得越来越陌生;而在伦敦和格拉斯哥这样的大城市,移民的加入也使西方后现代消费社会的结构发生着根本的变化,从而加剧了人们心中的错位感,伦敦似乎已不再是英国人的伦敦,它名副其实地成了世界的都市。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不仅各地方的习俗在发生着变化,而且穿衣打扮甚至是饮食结构都日益“全球化”了,伦敦的超市中来自世界各国的各类食品应有尽有,构成饮食文化上奇特的“什锦”现象,这在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英国人一方面享受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好处与便利,另一方面也越来越突出地感受到传统文化与家庭生活的错位与碎裂。 这种普遍的焦虑感难免对英国诗歌创作产生影响。比如Tony Harrison的十四行诗,Carol Rumen的《姜汁面包房忆旧》(ScenesFrom the Gingerbread House,1982),Selima Hill的(兔子》(Bunny,2001)等等,都围绕着房子和家的问题展开,所以,英国当代诗人和诗歌评论家Robert Crawford指出,“家”的问题是英国当代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Identifying:Self and Terri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Poetry,Edinburgh,1993),在他看来,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人们在文化定位与文化认同方面所产生的迷惑感密切相关。 不过,在文化认同方面的迷惑上,英国诗人与奈保尔等移民作家的感受是很不相同的。在克里根看来,在家园问题上,当代英国诗人更为关注房子和房中物品的物质性。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当房子与家联系在一起时,人们很少意识到自己的住房,而更多地将房子看成是文化意义上的家,但当下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影响了人们的家庭观念:家更多地变成了物质意义上的房子;或许也可以说,社会文化上的错位感使冰箱、床铺、门等等凸显出特殊的意义,从而使习以为常的物品在诗人们的心中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女诗人Carol Ann Duffy的名诗《耻》描写的是一对夫妻在感情上的破裂,但全诗刻划的都是房子里的物象:空空的酒瓶、盛满烟头的烟灰缸,沉闷的厨房中,冰箱在低沉的嗡呜声中使自己冷酷的心变得越来越硬,电话将它的耳朵扯到远远的、看不见的嘴唇上。电话本来是一种交流工具,但在此它却加剧了夫妻间的感情隔阂,因为它通向的是看不见的第三者(情夫或情妇)。整个房间中的物品不再是夫妻间的感情维系物,它们之间也是孤零零的没有任何联系,家似乎变成人们来去匆匆的旅店。在诗篇《永不再回》中,Duffy形象地描写到:现代家庭多患上了难以医治的癌症。从女性诗人的感受来说,家中的每一件物品本来都应该具有人性的意义,它的购买或制作一般都寄托着家人之间的感情联系,但是当家仅仅停留在住房的意义上时,人的感情便被物化了。正是为了抵御“家”的物化,像Duffy这样的女诗人也常常从性心理学的角度来思考建造家庭内部环境的意义,并强调各种日渐被人忽略的家庭工作的重要性。 对大多数人来说,家常常是太熟悉的地方,平常情况下,我们感受不到家的存在,只有在错位、碎裂的感觉中人们才能发现它的真正意义,这正是一些对家务工作丝毫没有兴趣的男诗人也热衷于描写房子以及房间物品的原因,在Christopher Reid和Craig Raine等诗人的笔下,“家园”似乎具有特别的魅力,不过在他们的笔下,对家的描写更多富于社会文化方面的意义。在上世纪80年代,Raine等英国当代诗人试图通过忘却的记忆来寻找失落的大家庭世界,反映的是英国文化中的怀旧情绪,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诗人们便发现怀旧在现代社会中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家在他们的笔下便不再有什么浪漫可言了。在史诗性的诗篇《历史》(1994)中,Raine描写战争、性搔扰、革命、移民、通奸等等社会事件是如何毁灭着小小的家庭,它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