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研专稿]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路径——以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为例.pdf

内容摘要：自然保护地中人与自然的冲突的本质是人和人的冲突。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通过对国家公园试点省的各级政府和保护地管理机构均设立体现国家公 园“生态保护第一、全民公益性”理念的政治目标和对各治理主体的“责权利”制度进行调整，重构了政治利益维度，缓解了人和人的冲突，初步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福建南平市还通过划定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并统筹产业和项目布局，探索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路径，形成了明晰的两山转化技术路线：在国家公园 内外合理布局产业和产业链的前后环节，把资源环境的优势（绿水青山）转化为产品品质的优势，并通过国家公园品牌体系形成价格和销量优势（金山银山）。 关键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武夷山国家公园，南平市 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在“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章中提出了“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建设”。实际上，从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并从2015年启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始，国家公园就成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整体进展最快、 ① ② 制度改革最系统的领域 ：在系统的制度改革推动下，以往中国自然保护地中多发的冲突逐渐转变为共生，尤其“中国正在建设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率先体现出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种体现，主要就是从工业文明时代在保护地频发的人与自然的冲突逐渐也率先转化为绿色发展基础上的初步共生，且使这种共生覆盖到了 国家公园周边区域。 一、自然保护地中人与自然的冲突的本质是人和人的冲突 ③ 中国以保护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有这样三个数字：约30%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约20%的自然保护地，约10%的国家公园。后两者存在普遍的“人、地约束” 且大多 ④ 资源富集，因而容易引发冲突，这种冲突可简言为两类，即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类社会内部的冲突），后者往往会导致前者 。例如，“法人犯法”就是不 同层级政府及其下属单位（包括国企）的利益结构不同产生的，这种人类社会内部的冲突引致的人与自然的冲突规模大、强度高，我国自然保护地没有保护好、没有利用 ⑤ 好大多可追本溯源及此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发展阶段有关。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各类自然保护地快速发展，但同期也是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 ⑥ 心”的制度环境中 ，在大规模的资源简单利用中各类自然保护地的人与自然的冲突高发。可以把自然保护地的人与自然的冲突进行以下分类（见下表）：第一类冲突指 生产活动占用了生态保护空间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有限，区域的生态功能还能基本保持；第二类冲突指生产空间与生态空间重叠，但仍然留出了生态位；第三类冲突是生 态空间被成片占用且区域生态功能受到颠覆性破坏，矿山开采和大规模经济林替代天然林都属于此类；第四类冲突一般是大规模线型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虽然没有完全 挤占生态空间但负面影响也很大。 下表中的人与自然冲突，尤其是负面影响较大的第三、四类冲突，多数是“法人犯法”带来的，其由头是人类社会内部的冲突，“权、钱”相关制度对保护的保障不到 位，难以遏制不当开发者。因为保障《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等法规的基础性制度没有建立或没有赋权到位，即便是相对而言管制力度最强的自然保护区 的管理机构也基本没有林地以外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权。以保护为主责的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地方政府之间难免形成冲突：（1）许多自然保护地 ⑦ 的资源不仅保护价值高、经济价值也高，是资源简单利用型经济活动 的重要空间依托。地方政府的国土资源、发改、水利、交通等部门有权 （如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权 等），往往倾向于也易于在规划、项目审批、执法等环节采取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2）前些年，对大多数地方政府而言，不管是经常性预算还是项目形式的财政 资金，都难以满足生态保护的资金需求，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和基层地方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