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现阶段不宜提“促进民族融合”-《西部学刊》(2013年12期).docx

龙源版权所有 试论我国现阶段不宜提“促进民族融合”作者：徐杰来源：《西部学刊》2013年第12期 摘要：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对民族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刮起的所谓“民族融合风”，对我国民族工作实践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伤害了民族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宜提“促进民族融合”。要全面正确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 关键词：历史记忆；民族融合；思考 2011年，胡鞍钢、胡联合发表了一篇题为《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1]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广泛争论，造成人们思想上一定程度的迷乱，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贯彻执行。笔者认为，在我国现阶段，不宜提“促进民族融合”；“促进民族交融一体”。本文以民族集体记忆理论为视角，就其进行一些粗浅分析，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于1925年提出，他将记忆类型分为个体记忆、社会记忆和历史记忆。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学、人类学界开始普遍运用集体记忆的理论来讨论社会的历史和文化，认为人们通过记忆唤醒过去，同时也在记忆中選择性的忘却过去。作为民间认知系统的集体记忆，总是存在于人们处理过去与现在关系的过程中，它曲折而且隐晦地反映着现实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和社会定位的需要，而且被不断地想象、虚构、叙事和重构。1990年以后，集体记忆理论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对这一理论不断做出明晰的阐述。其中，王明珂教授将历史记忆称之为“根基历史”，强调历史记忆中的“历史”是“以民族、族群或社会群体的根基性情感联系的（primordial attachments）”。[2]大量事实说明，各种群体如家族、阶级、民族乃至国家都以不同方式传承对过去的记忆，并从中凝练力量，塑造民族心理，增强对未来的信心。 集体记忆，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启蒙记忆，一种是创伤记忆。启蒙记忆，或可称之为关乎进步的记忆，反映了人们寻求发展、进步和文明的集体潜意识。目前在民族关系研究中，关于启蒙记忆的话语往往与如何进行和谐民族关系的建设问题等议题联系在一起；而“创伤性”记忆，则以悲情与委屈为主体，通过代际传递影响群体成员的交流与交往。“创伤性”记忆一旦确立进而通过代际传输，在其后代中建立起一种受到伤害的共同的族群印象与认知，其影响便不仅仅局限于亲身经历了这些伤害的人们，也左右着群体后代的精神世界和政治选择。正如有学者在研究我国民族历史时所说：“今天的民族主义义愤主要指向西方（尤其是美国）与日本。从中国大使馆被美军轰炸、到南海的飞机相撞、到最近日本公司职员在珠海的集体嫖娼等一系列事件，中国人感受到直接的、当下的耻辱体验。这种新的屈辱感选择性地激活了另一种创伤性的记忆——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直到20世纪日本侵华战争所遗留的历史伤口，而作为这一历史记忆的中心象征——火烧圆明园以及南京大屠杀等事件——散发着格外血腥的气息。于是，‘新仇’接续‘旧恨’构成了悲愤性的民族历史叙事。”[3] 历史记忆作为特殊的文化现象与认知形式，作为人们和历史进行跨时空的互动和对话，决定了其恒在的社会性。在特殊的社会环境或社会事件的刺激下，有可能被激活，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如何化解、避免创伤性记忆对民族关系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 民族关系作为带有民族性内容的社会关系具有敏感性。从民族集体记忆理论分析，在我国现阶段提出所谓“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是不合时宜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曾有一段时间，因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偏差，在民族工作实践中刮起“民族融合风”，对民族关系造成极大伤害，成为一些民族长期以来难以忘记的记忆。 以青海民族工作的实践为例，1957年12月，青海省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