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学批评史视域下的“诗言志”-《青年文学家》(2019年14期).docx

龙源版权所有 早期文学批评史视域下的“诗言志”作者：李瑾轩来源：《青年文学家》2019年第14期 摘 要：“诗言志”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被朱自清成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文学批评是时代的产物，在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不同的学者对于“诗言志”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阐释。其中，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都是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中极具代表性的学者，他们在不同的视角和框架下对于“诗言志”做出了自己的考察。 关键词：文学批评史;“诗言志”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4-0-02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而在这一时间段里，“诗言志”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也同样在现代意义上真正开始被中国文学批评家所广泛研究。总的来说，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1]：三、四十年代为第一期，是文学批评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五、六十年代为第二期，处于低潮期;八、九十年代为第三期，达到了批评史研究的第二个高潮。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便是在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初始阶段，几位极具代表性的文学批评家们在各自出版的文学批评史中对“诗言志”所作出的独特阐释。 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由上海的中华书局出版，它是中国第一部文学批评史，有着开山辟路的开创之功。陈钟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卜商诗说”一节中引用了《诗大序》中那段著名的论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陈钟凡认为《诗大序》阐明了诗歌的起源与诗歌的功用，并对此作出评论：“考此说虽本于《乐记》，而其论诗当重情感，音律，则古今不磨之定则。其分诗为风，雅，颂之三类，尤符归纳的批评之旨焉。”[2]在这里，他肯定了“诗言志”在中国诗论中的重要地位，认为重情感、重音律是古今学者论诗的不二法则，尤其是风、雅、颂这三类都可以被纳入诗论批评的宗旨之中。同时，“风、雅、颂不同风格的音乐不仅对诗歌内容有一定的制约，而且还影响了诗歌的表现形式。”[3]虽然陈钟凡的这本书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大体上只能被称作一部粗略的纲要，对于“诗言志”的阐释也是一带而过，但是陈著的影响极其深远。在学科草创时期，陈钟凡就对于研究对象的特征和性质有着自己独到的見解，他运用了“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的方法，“真正以一种近代学术研究的眼光来反观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从而完成了方法论上的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4]从陈钟凡这本批评史开始，“诗言志”阐释迈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国文学批评史真正的奠基人郭绍虞就非常推崇陈钟凡的这本专著，他表示自己从事该方面的研究正是受到了陈钟凡的启发。他说：“陈先生的学问很博，他在这方面开创了门径之后，又在其他方面建立了许多新的园地，似乎在这方面反而变得不大注意了。”[5]对于“诗言志”这个“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郭绍虞首先在其《中国历代文论选》先秦部分《诗经》选录的“说明”中指出：“在这三〇五篇诗歌里，有少数作品已经谈到了作诗的目的。在比较明确的十一条中，八例为讽，三例为颂。但不论是讽是颂，实际上都是‘诗言志’的具体发展和运用。”[6]郭绍虞认为当时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人民却已经能够把文学创作和政教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把诗歌的功用性发展为最大化，积极用诗歌创作来干预日常生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来赞颂美好的事物，二是用来讽刺丑恶的事物。郭绍虞在《中国历代文论选》中进一步阐释了“诗言志”的内涵：“由于‘诗言志’概括地说明了诗歌表现作家思想感情的特点，也就涉及到诗的认识作用。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7]一方面，郭绍虞提出古代的人们已经注意“采诗观志”，试图扩大诗的认识作用来为统治阶级服务。另一方面，郭绍虞谈到了与“诗言志”紧密相关的诗的教育作用。他说：“‘志’，既然是诗人的思想感情，言志的诗必须具有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和对人进行道德规范的力量。”[8]郭绍虞把“志”表述为···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