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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关于“盛唐气象”的两种文明对话 ——〔美〕宇文所安《盛唐诗》的中国学意义 韩经太 “盛唐气象”对中国文学艺术史来说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符号性概念，由此而连带出现的“汉唐气象”等概念，实际已经形成可以进境于“中国气象”的阐释路径。即使在世界“中国学”的思维阐释空间里，能否把握诸如“盛唐气象”这种具备文明符号性质的阐释对象，也堪称为阐释学的考验。 对中国文明符号的阐释，不一定非要是中国模式的。通过对一个堪称文明符号的文化艺术现象的解读，中西两种文明话语的交流将具体而微地展开。问题的症结在于，通过不同的言语思维模式而各自存在的两种理解和阐释，尽管可以通过语言翻译而实现沟通，但其意义并不在于“求同”，而恰恰在于“存异”——彼此之间都自觉到“别是一家”。 东方诗国的“盛唐气象”，在中国学术话语的描述分析中，标志着综合国力强盛和艺术创造的集大成，是一个显然以精神气骨为内在支撑的艺术境界，是一个历史地实现了南北交融和中西交流的文化境界。在本土学术话语自洽的传统中，“盛唐气象”的阐释始终基于“盛世气象”这一历史判断，明显具有超越于单纯艺术分析的文化情结。与此相异，另是一家的西方学者，则本着“在对诗歌的研究里，学术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具体的诗篇。好的文学史总是回到诗作本身，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诗人笔下那些令人讶异的、优美的、大胆的创造”这样的学术宗旨，以其异域文化背景下的“他者”视角，凸现了“纯文学”的文学史观。 “他者”视角的一个很易于被察觉的特征就是其“技巧”的眼光。和本土文学研究所具有的盛世文化情结有别，“他者”视角格外凸现了“技巧”——不管是复杂的技巧还是简朴的技巧——的艺术作用和艺术价值。“他者”视角缘此而凸现了“京城诗”的主宰性，“京城诗”又是此前“宫廷诗”的直接衍生物，于是，“宫廷诗”培养了诗坛对艺术技巧的高度重视，而“京城诗”又扩大了诗人以诗会友的生活空间，从而自然出现贬谪诗与日常应景诗的新型题材。这样，整个盛唐诗歌的时代风貌就显示出“艺术展开”的特性。“他者”视角显然是针对中国现代研究者的已有视角而另辟蹊径，从而自觉凸现为本土学者所淡化的艺术讲求，以追求一种“互补效应”。 “他者”开宗明义，提出要“用那一时代的实际标准来理解其最伟大的诗人”。这显然涉及到文学史的历史主义基本原则。“他者”值此而特意揭示出“盛唐神话”的塑造现象，即安史乱后诗人怀旧式的艺术追忆所营造的“开元全盛日”的景象，实际上具有某种虚构性。《盛唐诗》的“他者”眼光具有解构“盛唐神话”的意味。正是这一解构行为，提出了还原“盛唐神话”背后那个历史真实的“盛唐气象”的文学史课题。在这个意义上，“他者”的视角具有“反思效应”。 基于上述具体学术个案所提供的经验，可以在相对提升的高度上来讨论两种文明话语之间应具有一定张力这一问题。张力只能产生于两种文明话语的对峙与讨论之中。面对同一对象，西方学者可以旁观者清的视角提供其独到的理解和阐释，而在借助翻译使之具体影响于中国学界之前，“互补效应”和“反思效应”都不可能具体实现。同样重要的是，一旦两种文明话语处于现实的对峙与讨论状态，则“互补”和“反思”就是彼此互动的。换言之，中国学者在借助“他者”的思维动力而自我反思之际，相应地也会反思“他者”之视角。也正是因为如此，对“他者”著作的译介之后，紧接着就应该是讨论——互补性的讨论。 〔美〕宇文所安《盛唐诗》的中国学意义，因此就在于它实际提出了值得两种文明话语实际展开讨论的话题。话题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面对对象的：首先是“盛唐神话”的历史虚构和虚构历史问题；其次是消解了虚构世界的“盛唐气象”，如何还原为社会生活与艺术技艺的实践过程，亦即还原为由许多细节（包括艺术细节）组成的文学史实践过程；再次是盛唐人心目中的“盛唐气象”实际包含的历史真实。另一类是方法论的：首先，“他者”关于唐诗的“技巧”解读，其切中汉语诗歌艺术特性的地方和体现一般艺术原理的地方究竟各在哪里；其次，“他者”关于盛唐诗人的知人论世之说，其切合中国历史实际和符合中国民族文化心理者究竟又在哪里；再次，“他者”用以分析社会历史的文明尺度是具有普适性的人类文明尺度，还是相对性的西方文明尺度。 不同文明话语之间的讨论，是旨在“求同存异”，还是旨在“和而不同”，这本身又将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 （译文） A Dialogue Between Two Civilizations Concerning “The Flourishing Scenery of The Prosperous Tang”：the Meaning of Stephen Owen’s Prosperous Tang’s Poems in Chinese Studies Han Jing Tai “The flourishing sce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