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的送法下乡-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PDF

新形势下的 “送法下乡” ——评苏力《送法下乡》十年* 吕万** 《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十年后再版，也正是我国社会进入 到大规模的转型时期。转型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发展和变化，苏力所讨论的有 些问题已经过时了，例如，复转军人进法院的问题。但是，苏力所讨论的核心问 题并没有过时，甚至，相比十年前，我们现在更需要研究我国的基层司法制度。 在我们这个时代，整个社会发生剧烈变迁，尤其是我国的基层地区，由于利益格 局重新调整，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渐显露，中国基层法院问题仍 然是我们所需要继续讨论的重点对象。 一、“送法下乡”研究方法辨证 十年前，苏力的 《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一书，为中国的法 学界研究中国法律问题拿来了新的方法和打开了新的路径。中国当时的法学研 ① 究，主要采用 “政法法学”和 “诠释法学”研究为主。 苏力教授不是采取先验 或者普世的方法来进行论证，而是主要运用了经验和实证等社会科学方法对真实 社会中的法律现象进行研究，试图描述出我国基层司法现实中的表现到底是什 么。苏力在本书中所使用的福柯的权力话语作为研究分析的方法，为我们较为细 致地了解中国基层司法的现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不是像以往一样，从规范法学 的角度去了解中国法治的现状，而是从实地调研与多权力角度进行话语的讨论。 笔者以为，苏力在 《送法下乡》中所使用的“权力”与福柯意义上的 “权力”并 *本文所评论的《送法下乡》是指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 2011年版，根据 《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十年后再版的意义而在新形势下来分析 “送法 下乡”这一问题。文中所引注之处，均依据这一版本。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 ① 7 1 2006 贺欣：“转型背景下的法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载 《北大法律评论》第 卷第 辑，北京大学出版 年版 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概念，苏力的确是运用了福柯的权力理论中的“权力——知 识”的分析模式，全面构建了 “送法下乡”中的权力关系，但是，苏力并没有使 用福柯的权力概念。按照福柯的权力理论，“权力是众多力的关系，不是某种可 以获得、夺取或分享的东西、不是某种可以保留或丧失的东西；权力的实施乃是 ① 通过无数的点、通过不均等的、运动的力的关系的变化得到实施的。”通过权力 来寻求知识，构建知识，同时，知识也会影响权力的运作路线和运作方向，而不 ② 是通过表面的规定来想象实践的状况。对于“送法下乡”，苏力并不是按照通常 的路数“从上而下”地进行研究，而是采取一种 “从下而上”的角度，从各个权 力主体出发，根据各个权力主体在 “送法下乡”过程中所受的影响，来编织中国 基层法院问题的权力之网。 苏力在 《送法下乡》中指出，他痛恨在概念层面上讨论 “现代化”之类的问 题，因为在高度抽象的理论层面上讨论并没有多大意义，因此，苏力特别指出， 我们必须从中国当代法律的实践，而不是从我们的情感、意向中去考察它的现代 性。（页41）之所以要 “送法下乡”，就是为了感受中国法律的现代性。现代性 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都是朝向着现代化的方向一步 步深入的，而法治作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自然而然的要将现代化的 种子散在中国的大地之上，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基层社会一直都 处于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更多靠亲情、血缘和关系来维持，乡村中有着属于 自己熟人圈子的文化和治理模式，作为现代化工具的法律并不容易直接深入进 去。所以，现代化的法律与农村中原有的习惯共同影响中国农村的治理模式。苏 力指出，“送法下乡”与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和成 就联系起来了。（页42）法律作为建构民族国家的工具，这是一种集权的行为，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