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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高等教育中重理轻文现象历史成因探析 丁国祥 讲师 东北财经大学津桥商学院 摘要：重理轻文，是中国当代高等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目前教育界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与这种文理的失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分析现状，首先要厘清历史。本文即试图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为线索，寻找重理轻文现象形成的原因。希望以此能给学界探寻高等教育改革的新思路提供一个参考。 关键词：高等教育 重理轻文 历史 探析 一 重理轻文，是当代中国教育界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1]。在高等教育中尤其如此。直接的表现，便是在今天的高等院校中，理科院校数目远多于文科院校。即使在综合大学中，理科专业也远多于文科专业。民间更是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样的谚语流传。这反映出整个社会普遍存在重理轻文的心态。由于高等教育中的这种重理轻文，导致现代中国高校片面强调科学知识的传授，而对那些能起到传承文化、陶冶情操、培养人格作用的人文素质课程，则未予应有的重视。由此，导致当下的高等教育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从培养人才的效果看，虽然我们国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在科技领域，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始终不能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从最能直接反映科学成就的国家科技奖项的获奖情况来看，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从2000年至2011年，12年中有8年一等奖空缺。另一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每年有两位得主，获奖者绝大多数都是在民国时期接受高等教育的老一辈学者。以近三年为例，2009年两位得主中，谷超豪1948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孙佳栋1958年毕业于苏联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2010两位得主中，师昌绪1945毕业于国立西北工学院，王振义1948年毕业于教会学校震旦大学。2011年两位得主中，谢加麟1943年毕业于教会学校燕京大学，吴良镛1944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6个人中只有孙佳栋是建国后毕业于苏联的高校，但其最初接受高等教育，仍要追溯到民国时期的1942年。[2]因为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是在民国时期接受教育的老一辈学者，因此这个奖项的得主获奖时几乎都是八九十岁的高龄。该奖项设立至今，八十岁以下的获奖者，只有五人。即使抛开奖项不论，从社会公认的学术影响看，我们现在的高校，一直未能培养出像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钱学森、华罗庚那样伟大的科学家。而他们，全都是民国时期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为什么我们的高校就培养不出来杰出人才？这就是教育界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不可否认，“钱学森之问”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新中国教育对知识技能的片面追求以及对人文素质教育的忽视，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国时期大师们的成功经验证明，只有全面发展的人，只有在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共同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人才，才有可能在学术领域取得最高成就。 重理轻文的倾向不仅影响了我们科教兴国战略的效果。同时也导致了中国当代高校培养出的人才，精神信念严重缺失。由于我国现在的高校以传授科技知识为核心，而严重忽视大学本该具有的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功能。这就导致当代中国大学培养出的人才，缺乏对中华文化足够的体认，因而不能形成对民族文化的归属感。直接的表现就是现在的大学生对外语的兴趣远超过对母语的兴趣；对西方文化的迷恋，远超过对本国文化的热爱。于是由现行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社会精英阶层，在他们功成名就之后几乎都选择移民海外。他们带走的不仅是人力资源，同时还有本该属于中国的财富。长此以往，目前这种有缺陷的教育模式将会对中国的长远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 即使从最基本的社会道德层面来看，重理轻文的倾向使我们现在的教育模式片面强调智育，轻视德育。高等院校中普遍用意识形态课程来压缩德育课程的空间；硕果仅存的那一点德育课，在学校里又极不受重视，操作上往往流于形式、形同虚设。这就导致当代中国的大学生，道德水准极度滑坡。这些道德水准低下的大学生一部分再从事教育行业，导致师德水准也随之滑坡，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从马家爵到药加鑫，从学术腐败到导师与女学生潜规则，象牙塔被污染的状况令人发指。而道德的沦丧，又跟我们在教育领域奉行的重理轻文的指导思想有莫大的干系。 当然，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已经对重理轻文的弊端有了充分的认识。而且改革的步伐也已迈出。如时隔多年之后，很多高等院校又重新恢复《大学语文》、《传统文化》等人文素质课作为公共基础课程；清华大学近年来又重设文学院；而复旦大学更是大胆创设通识教育学院。等等。 种种改革的举措对重理轻文的补偏救弊令人欣喜。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历史的角度弄清重理轻文倾向的产生过程，无疑会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改革中更好的对症下药。 二 回顾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在整个古代社会，其实我们一直徘徊在另一个极端——重文轻理的阴影之下。 夏、商、周时代由官方举办的庠、序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