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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中立与保值关联的哲学思考 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是基于价值中立还是价值相关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讨论的重点是社会科学研究是否应尊重价值中立的原则以及价值确立能否实现的价值。价值中立原则的赞成者认为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科学,应该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要坚持事实判断,要避免自己的价值判断影响研究的结论,而这对于学者是可以做到的或至少是应努力的方向。而反对者则认为观察负载价值,自然科学研究也难以做到价值中立,更不要说社会科学研究了。在此之间有一些折中的观点,即认为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是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的一对方法论原则,我借用一个术语来表述这种关系:对举。所谓对举,就是范畴间有一定区别但又有密切关系,因而人们在观察社会现象或讨论问题时,将它们作为相对应的一对范畴,两者并非绝对对立,并非那种非此即彼、毫无相容之处的关系,如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知与行、才能与道德等范畴即属于此类。 一、 两种价值体系的提出 目前,一提到价值中立的争论,大家都会提到马克斯·韦伯,韦伯的著作成为大家“参考”、“引证”的重点,但韦伯的价值中立思想在那个时代里并没有处于社会学话语交流的中心位置上。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回顾往事时,对他的兄长“统一理论与历史于一体的伟大方法论”未受到应有的对待而伤感不已。当韦伯原文“wertfreiheit” (德文)意即无涉个人意念的价值判断,被转译成ethical neutrality(“伦理中立”),后被转演成value neutrality或value free(“价值中立”),而且被“驳斥”为“毫无意义”、“无法行用”的时候,韦伯才成为论争的中心。其实韦伯价值中立的思想渊源在于实证主义者与人文主义者就价值中立问题的争论。 近代社会科学的研究,例如社会学的诞生受到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巨大影响,早期的很多研究者主张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以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想家们认为,社会现象就是“事实”或“实物”,科学的任务就在于描述现象,从而发现事物之间重复出现的社会规律,经过归纳、提炼,最后形成一般性的结论。他们强调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有基本的连续性,社会发展过程在性质上与生物发展过程是相同的。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模式与方法,来进行社会科学研究。认为社会科学家的任务是描述客观事实,寻求客观规律,对被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及科学性严守价值中立。 与此相对立的人本主义社会学深受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的影响,主张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作泾渭分明的区分。新康德主义认为自然科学属于可感觉的科学世界,旨在探讨自然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和一般规律性,它属于“规范性科学”;社会科学属于不可感觉的价值世界,研究的是不可重复的历史个体——人及其行为,它属于“表意性科学”。自然科学要描述事实,寻求一般规律,它不属于价值领域,与价值无涉,而社会科学则属于价值领域,研究的任何社会现象都与构成这一现象的人的行为有关,人的行动是在一定的价值观指引下和在一定的动机驱使下做出的,必须借助价值判断或价值关系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背后隐藏的“意义”,并最终认识社会现象。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最早提出了“价值关联”的概念。他在《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一书中区分了价值关联与价值评价两个范畴。认为评价是主观和个别的,同一事物,人们可做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而价值关联则是客观的、共同的,它既非褒、也非贬,社会科学研究不能摆脱价值关联。因为社会科学的任务是以自己的方式理解现实生活,建立生活现实的文化意义并揭示出历史因果性,具有无限性和不定形性,人类的认识无法穷尽它,只能达到对无限社会现实中的部分认识。关于用什么方法去揭示社会现实的有限部分时,李凯尔特指出,研究者必须运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去考察被研究对象,才有可能真正揭示出该对象的本质特征和它存在的真正意义,这个方法就是价值关联的方法。 二、 价值关联是文化意义的逻辑前提 首先,韦伯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前提。在方法论层面上,韦伯所接受的显然是新康德主义者的人本主义方法论传统,而开创了社会学领域的反实证主义方法论和理解社会学的理论范式。现在人们提到韦伯的价值中立,所引用的大都基于1914年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他曾参与活动多年的社会政治学会的同仁以学术为名,在经济学领域推行伦理价值判断的做法进行论战和反击的长文――《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但实际上早在1904年,就在韦伯等接手《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献》编辑部之际,韦伯曾发表过《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一文,就曾明确提出了价值关联的思想。 在韦伯的时代,价值是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讨论的中心问题,因此韦伯大体上把它当作是普遍接受的概念。韦伯提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着两种基本的要素,这就是价值和意义。韦伯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