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所见早期维新运动中的儒学问题.docxVIP

《时务报》所见早期维新运动中的儒学问题 《时间》是改革时期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报纸。论及于此, 有一句话常被引用, 那就是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对《时务报》的追述:“一时风靡海内, 数月之间, 销行至万余份, 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举国趋之, 如饮狂泉。” (P477)这句话虽然稍显夸张, 但基本反映了《时务报》发行的盛况, 仅就分销处数量而言, 《时务报》在1896年秋天出版时, 它已在九个省的十九个城市设有分销处, “最后其数目增加到六十七个, 遍布在十五省以及东南亚和日本的华侨界。甚至在西安、兰州、成都和重庆等内地城市, 它也有二、三个分销处。” (P327)也就是说, 它几乎遍及中国的所有省份。其影响范围之大, 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 《时务报》所引起的绝不仅仅是“如饮狂泉”这样单向度的接受, 它的反响是复杂的、多维度的:在赞同的声音中伴随着一些担忧和不安, 在反对的声音中也不乏爱国的热忱, 甚至在“嫉视”的反应中也有一些对于中国传统儒学的深刻思考。这些不同的声音交织叠加在一起, 共同谱写了维新时期由《时务报》引发的社会舆论的激情乐章。认识到这一点, 对正确而又全面地评价《时务报》的历史价值有重要作用。 梳理当时与《时务报》往还的信件, 能深刻而又真实的感受到当时的读者对于一份传播新学的报纸的欣喜、激动、担心、无奈以及反对甚至厌恶等诸多复杂情绪, 这些情绪统一在当时救国主题之下, 总体来说表达的是一份拳拳爱国之心。《时务报》创办于民族危亡之际, 它所着力传播的是维新变法思想, 变法的领域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它的读者主要来自于各级官僚、知识分子以及乡土士绅, 他们汇集在《时务报》周围的力量来自于对民族前途担忧的共识, 但他们对《时务报》提出的救国道路态度各异, 则折射出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思想界寻找救国之道时的复杂状态。 一、 来自官方的态度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一部分洋务派承认了维新的必要, 也使一部分顽固派开始接受洋务派所倡导的事情。《时务报》创办于民族危亡的关头, 它不遗余力的倡导维新, 在官员阶层获得了部分支持。但彼时在官员心目中, “中体西用”是不可逾越的界限, 一切思想和行为都要严格限制在这个底线之内, 否则就是越轨, “不能苟同”。一些倾向维新的官员对于《时务报》执有的态度正是基于此。当《时务报》的言论越来越激烈, 甚至开始提倡“民权”, 触及底线, 它在官员中所获得的支持便逐步的变为反对它的力量。 《时务报》最初在官员阶层中获得了不少支持, 其中最典型的是鄂督张之洞与《时务报》的交往。创办之初, 他即给予《时务报》极高的评价, 说它“识见正大, 议论切要, 足以增广见闻, 激发志气, 凡所采录, 皆系有关宏纲, 无取琐闻……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 (P3317)。他还饬令“所有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文职至各州县各学止、武职至实缺都司止”都要订阅《时务报》。在他的影响下, 山西、湖南、浙江、安徽数省的巡抚, 江苏、贵州的学政以及江西布政使等步其后尘, 纷纷饬札各属及书院诸生阅看, 或令自行购买, 或由善后局拨款购送。步张之洞后尘的官员们的行为不免令人理解为对上官的逢迎和随声附和, 但也不能否认他们确有几分爱国求变的真心。甲午惨败的教训使维新改良成为时代的呼声, 一切爱国的中国人都不得不考虑民族出路这一重大的时代问题。 湖南陈三立给汪康年写信:“忽见《时务报》册, 心气舒豁, 顿为之喜。”“日起有功, 必能渐开风气, 增光上国。” (P1983)他读报时的喜悦心情与对维新变法的信心是明显的。陈三立是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儿子, 时年37岁, 在父亲任上襄与擘划。陈宝箴是地方督抚中为数不多的倾向维新变法的人之一, 其子对《时务报》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他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在当时一部分咸与维新的官僚中很具有代表性。如张之洞幕僚陈庆年在致汪康年的信中也提到:“近读《时务报》所出诸册, 研阅再三, 令人心折。”他还表示要“多方劝人购阅, 以开万民之智” (P2068)。侍御屠仁守在反对《时务报》所刊《辟韩》一文的来信中也提到:“虽以僻寂荒城, 独无分局, 而皆辗转丐托, 千里递寄, 数人得共阅一遍, 资为程课”。 (P62)张之洞的幕僚郑孝胥致信汪:“《时务报》灿然而出, 如挈白日, 照耀赤县, 可谓杰哉。梁君下笔, 排山倒海, 尤有举大事、动大众之概。目下各省闻风与起者, 山鸣谷应, 将来销路不患不畅。” (P2971)这些来自官方的声音真诚的表达了他们阅读《时务报》时的激动心情, 反映了对于维新的热望和信心。 当然, 与赞同相伴的是逐渐滋生的怀疑与不满。清末维新名人吴铁樵在致汪康年信(P518) 中提到:“南皮阅第五册报有讥南京自强军语, 及称满洲为彼族, 颇不怿。”南皮即张之洞, 涉事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