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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古代的金石书籍分类 在近代考古学诞生之前，中国的古典金石学是一门独立的知识，有许多关于金石的注释和研究著作。然而,关于金石书籍本身的研究与著述却寥若晨星,金石书籍在古典目录中的类属也很凌乱,这与金石学本身的发达殊不相称,给昔日之金石学和今日之文物学研究造成不便。本文旨在对古典金石书籍目录源流略作梳理,以便学者。 一、 《通江经》集集、碑集、墓志入文类 金石学作为专门之学,正式形成于北宋中期。但对金石文字的引用、存录和研究,却由来已久。先秦典籍如《左传》、《国语》、《周礼·考工记》及汉初成书的《礼记》中都曾引述过商周青铜器铭,说明东周时人已把前代器铭看成一种文献资料而作为议论立说的依据。西汉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也曾引录了秦代六件刻石文辞。 东汉班固著《汉书·艺文志》,在春秋家类下录有“《奏事》二十篇”,注曰:“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又在道家类载“《黄帝铭》六篇”,杂家类载“《孔甲盘盂》二十六篇”,今皆不存,朱剑心先生“疑为古器文字也”。这是今见最早将金铭石刻(或著录金铭石刻之文书)当作历史文献而著录于目录之中的例子。由《汉志》与《别录》、《七略》的源承关系,大概可以推知,在最早的古典目录著作《别录》和《七略》中,就很可能已将金石铭刻作为历史文献来加以收录了。 南北朝时期,立碑埋志之风盛极一时。梁昭明太子编辑《文选》三十卷,共设三十九个类目,其中有“碑文”、“墓志”两类。尽管这是作为一种文体的形式而加以收录的,却也可视为石刻文辞最早在文献中单独设立类目之例。 唐初的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开始著录一些金石著述:在经部小学类中著录秦始皇刻石一种、石经十一种,史部谱系类中著录《钱谱》、《钱图》两部钱币著作,集部中著录了晋、梁时的一些碑集、碑文。这是今见最早的在古典目录中著录金石书籍的例子。其时金石之学未兴,金石之书甚少而难有专类,只能为各类附庸。此本无可非议,然如后来《旧唐书·经籍志》又将《钱谱》调入子部农家类,《崇文总目》以《古今刀剑录》、《鼎录》、《古鉴记》、《钱谱》、《续钱谱》等入于子部小说类,就有些不伦不类了。至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入石经于经部小学类,入碑铭于集部总集类,不脱旧志窠臼。又其既以《钱谱》隶于子部农家类,复以《续钱谱》隶于子部小说家类,不独仍承《旧志》、《崇目》之谬,且将同类二书拆入两类,如不为粗疏大意,即是毫无主见。 北宋中期以后,以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等著作为标志,古典金石学的基础业已奠定,“金石”也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名词。至南宋郑樵遂作《金石略》,虽精博详备不比欧赵,但却能为“金石”单立一略,与“图谱”、“艺文”并列于《通志》之二十略中,表里相辅,确立了金石资料同文献图书资料起坐相平的独立地位,可谓卓识空前。但是郑樵的金石学思想也并不彻底。他在《通志·艺文略》中敢于突破四部旧框,分古今书籍为十二类目,将原从属于经学的礼、乐、小学和隶附于诸子的天文、五行、医方、艺术从二级类目提升至一级类目而与经类、诸子类并列,这对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和古典目录学的发展贡献很大。然而如此思想解放,却未能给予金石书籍以同样的待遇,令人遗憾:《艺文略》分石经于经类、礼类,改秦皇刻石、《古迹记》入小学类,以碑文、碑集、墓志入文类碑碣属,尚是前志旧法;钱谱、钱图入史类食货属虽较以往稍有妥当,但却于《图谱略》中又复出《钱谱》与《古今货泉图》;以《鼎录》、《古今刀剑记》、《古鉴记》入食货,以《金石录》、《集古录》、《宝刻丛章》等入文类碑碣,皆显杂驳纷乱;《博古图》、《考古图》等不在《艺文略》,而竟入《图谱略》中与姓氏谱系序列,更是不伦不类。其实,以当时金石学之发达,以郑樵目录学思想之先进,完全可以在其图书目录中单列金石书籍一类,即便不为一级类目,亦可为二级类目或隶于史或录于子而为统一。显然,在郑樵的思想中并没有真正形成金石学的完整概念与独立地位。 稍后于郑樵,尤袤作《遂初堂书目》,将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及当时其他一些金石资料著录如《京兆金石录》、《诸道碑目》、《皇祐碑目》、《内府碑录》等,与普通书籍目录著作一起并列设为一级类目“目录类”,虽然没有与普通目录书籍明确界限开来,但能将这些金石著录视为目录书(即金石资料目录),在古典目录学思想中确属可贵。惟尤目仍没有金石书籍专类,故将《成都石刻九经》入经总类,《钟鼎千文》、《复古编》、《隶释》、《隶续》入小学类,而别设谱录类以分金石图谱如《博古图》、《考古图》、《石鼓文谱》、《石鼓文考》、《镜录》、《鼎录》、《刀剑录》、《钱谱》等。尤氏之后宋代另一位著名的目录学家陈振孙著《直斋书录解题》,以四部分类,其金石书籍分列于各部类亦如尤目(具体归属略有调整)。但陈氏有一个很了不起的贡献,即在史部目录类中,除像尤目一样收《集古录》、《金石录》等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