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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币钱书新考 1979年和1980年，宁夏对古代文物进行了调查，在兰登河和辽台（均位于石嘴山市西部的深山中）发现了一个银币收集池，并挖掘出两个银币。笔者参与现场考察,并进行了分类清理。在考察清理过程中发现,这是两座非常重要的西夏时期的窖藏(1),内有极为珍贵的西夏钱币,从而引起研究西夏钱币的兴趣,本文拟就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对西夏钱币进行初步探讨。笔者不闇钱币学,加之资料缺乏,错误在所难免,尚祈批评指正。 西夏文钱钱图 最早涉及西夏钱币的钱谱,是南宋洪遵的《泉志》(以下按习惯简称《洪志》)。《洪志》卷十一载:“右梵字钱,余按此钱径八分,重三銖六,铜色纯赤,文不可辩,大抵类屋、吐番钱。”传本并载(大安宝钱)钱图。《洪志》产生于绍兴十九年(1149年),正当西夏仁宗天盛年间,是西夏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如果《洪志》能对西夏钱币有所记载,那是最难能可贵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据专家研究,《洪志》原本并无钱图,钱图是后人妄加的。梵字,即梵文、梵书,指古印度文字。《洪志》所谓“梵字”,当是洪遵尚未辨识的少数民族文字的泛称;其说“梵字钱”(2),只是说“类屋驮、吐番钱”,并未说与西夏有任何关系。六百年之后,历经元明到清,宗诗正等奉敕撰修的乾隆《钦定钱录》(1750年),袭转《洪志》这一内容时,仍称其为“梵字钱”,又说它与“泥婆罗钱同”,仍未与西夏挂勾。 《洪志》中的“梵字钱”与西夏联系起来,是与二十世纪初西夏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清道光年间,金石学者刘青园(名师陆,字子敬,号青园,山西洪洞人),在凉州发现不识之钱币,经与《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3)中的西夏文对照,方知为西夏文钱,这才联系《洪志》中后人妄加的钱图,认为是西夏币钱。其后,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十三,才将袭转《洪志》中的“梵字钱”,明确冠以“西夏”二字。然而其为西夏文何字,并不认识。直到本世纪初,随着对西夏研究的深入,和对西夏文字释读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罗振玉父子才将包括“大安宝钱”在内的四种西夏文钱加以释读,于1914年,在罗福萇的《西夏国书略说》中加以著录,并明确的说:“此为以前古泉学家所未知,此悉抚印于册,以告后世之治古钱学者。”这件从《洪志》开始,历经七百多年之久的公案,至此,才算有了结果。 最早明确著录西夏钱币的钱谱,是上面提到的乾隆《钦定钱录》。《钦定钱录》涉及到西夏钱币的有三种:一种是上文提到的见于卷十四的“梵字钱”,内容已如上述。一种是卷十二的“天庆元宝”,原书定为辽天祚帝天庆钱。按辽天庆钱造型欠好,“庆”字很大,与西夏天庆钱轮郭规整,笔画端庄完全不同;视其钱图,与出土的西夏天庆钱也完全一致,无疑应为西夏钱。《钦定钱录》,不辨辽、夏,显属错误。第三种,仍见卷十二:“右夏仁宗天盛元宝”,是钱谱中第一枚明文著录的西夏钱币,也是今天西夏钱币中出土最多的一种,是值得特书的。 初尚龄《吉金所见录》(道光丁亥,1827年)所著录的西夏钱币,对研究西夏钱币具有重要的价值。卷十三“宋伪品西夏”,根据刘青园在凉州的发现,著录了六种汉文钱:元德通宝,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一种西夏文钱:大安宝钱。这使钱谱中的西夏钱币具有一定的规模,为后人研究西夏钱币提供了资料。 咸丰李佐贤的《古泉汇》,对西夏钱币的著录也是重要的。它囊括了《吉金所见录》的全部内容,又增加了天盛元宝铁钱和乾祐元宝铁钱;尤为重要的是将“皆不可识”的西夏文钱增为三品,为西夏文钱增加了新的品种,提供了新的线索,同治十二年(1873年),鲍子年的《古泉丛书》及后来方若的《言钱别录》也将这些西夏文钱著录。《古泉汇》的三品,西夏文钱钱图,摹写很不规整,字迹模糊,且有缺笔,甚难辨识。1940年,钱币学家赵权之,在《介绍新发现一种西夏文钱》(文载《泉币》1940年三期)中说:西夏文钱“《古泉汇》共载三种,审为大安、乾祐、天庆”。笔者也曾仔细推敲,按钱附图次序为天庆宝钱、大安宝钱、乾祐宝钱,赵说完全正确。以上钱谱著录汉文钱六个年号八种,西夏文钱三个年号三种。 除上述《钦定钱录》《吉金所见录》《古泉汇》外,清末的其他钱谱,对西夏钱币也有著录。比《吉金所见录》稍晚的张崇懿的《钱志新编》(道光庚寅,1830年),又著录了“天授通宝”“大德元宝”。光绪丁丑(1877年)倪模的《古今钱略》著录的更多,有铁钱“永安一百”,大铁钱“永安一千”,还有“正德通宝”“应天元宝”“乾定元宝”。此外,尚有著录“大德通宝”的。后面将要谈到,这些所谓西夏钱币,实际上都是赝品。 民国以后,随着西夏学的发展,在有关西夏的论著中,又有新的西夏钱币著录。罗福蔓的《西夏国书略说》,除著录了《古泉汇》中的大安,乾祐、天庆三品外,又著录了西夏文钱“福圣宝钱”。与此同时,著名学者向达先生,在《斯坦因黑水获古记略》附记中,提出有番汉字合璧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