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与死亡干杯.doc

北岛与死亡干杯 1 与死亡干杯 北岛 在香港中文大学见到中学同学晓峰。上次见面是1988年深秋，在费城，一个老同学家。他当时在纽约上州边打工边读博士。在我的召唤下，他买了辆旧车，连续开了十多个小时赶过来，然后是彻夜长谈。眼下是2006年夏天。晓峰的夫人建华是甲骨文专家，现在中文大学工作。他们夫妇请我到教职员餐厅吃晚饭。晓峰发福了，两鬓华发。同代人久别重逢就如同照镜子:你看见人家多老，你就有多老。十八年如一夜，好像早上醒来接着聊。千言万语，我们首先说到的是刘羽。 1972年秋天，刚从内蒙回来的晓峰告诉我，他们院儿有人蹲了三年大牢刚放出来，在牢里结识了不少文化名人。此人刘邦的刘，项羽的羽。现在嘛，他是“先锋派”的“联络副官”。于是我认识了刘羽，通过刘羽认识了芒克，通过芒克认识了彭刚。正是我和芒克等人的友谊，才有了后来《今天》的故事。当年的大网就是这样织成的，而刘羽是关键的网结。 刘羽少年老成，在他居住的小西天北影演员宿舍，都管他叫“刘公”，可见其夫子气。他戴白塑料框眼镜，人中长，微笑时抿着嘴，说起话来慢条斯理。自打我认识他那天起，他就念叨要把他的狱中故事写出来。我翘首以盼，这一等就是三十年。 2004年夏天某日凌晨五点，电话铃响，我抄起电话机躲进卫生间。“是我，刘羽。”“你这么早来电话,”我不满地说。“我得了肺癌，刚做完切除手术，明天回北京。好在手术成功，这边的朋友待我很好，我回北京再做化疗。”他停顿了一下，说:“手术前我留下遗嘱，如果死在手术台上，就让朋友把骨灰装进信封寄回北京。”他最后总结说:“整天在厨房烟熏火燎，外加抽烟，我不得肺癌谁得,”我嗫嚅着试图安慰他，全是废话。 刘羽1990年随移民潮去了匈牙利，在布达佩斯一家中餐馆打工，老板赖帐，他白干了一年多。后转到波兰克拉克夫(Cracow)，打工攒钱盘下家餐馆，自己当老板，兼采购会计大厨二厨红白案。 97年春他到美国来玩，住我家。他一到就开箱取礼物，七八本光艳的《花花公子》杂志滑出来，他连忙收好，说是在机场捡的。我不知道《花花公子》的读者对象，但对一个东欧的中国移民来说多少有点儿残酷意味——浮华世界的镜像永远是颠倒的。说来那是他海外生活的顶峰，餐馆赚钱，说话有底气。他有意留在美国寻找更好的生机，未果。回波兰后不久，遭红眼的波兰人算计，撕毁合约，餐馆被收回。 其后很多年，我大概是跟刘羽唯一经常保持联系的老朋友。要么他用电话卡打给我，要么我打给他。他的餐馆和波兰理发店共用一条线，运气好直通餐馆，否则就一头扎进毛发丛生的理发店，“我不理发，”我在波兰语中绝望地用英文叫喊，“我找Mr. Liu”。咔嗒一声，电话转到灶台边。无论多忙，Mr. Liu总是温文尔雅地先说:“你好”，好像我是顾客。我们打电话似乎仅仅为了证明对方的存在而已。他很少谈自己，那转换开关后面的生活让我感到神秘。 2000年秋，我应邀去克拉克夫参加国际诗歌会议，议题是诗歌与死亡。我终于能飞到世界另一个角落看望刘羽。他得知这个消息，自然兴奋，却平静地说:“给我带些中文书刊来吧，这儿什么都读不到。” 我到了克拉克夫的旅馆，马上给他打电话，他应声而至。只见他衣服簇新，皮鞋锃亮，像个准备娶媳妇的乡下小伙儿(死后他老婆才告诉我，为了我到来，他在海外这么多年头一回去商店买鞋买衣服)。他一见面就告诉我，我下榻的旅馆餐厅，正是他被波兰人夺走的“聚宝盆”。显然这是他的伤心地。他无奈地摇摇头，就像面对当年不容争辩的监狱一样。 他烟抽得凶，一支接一支;说话还是那么慢条斯理，只是不再谈文学。对于他的现实来说，那是一种奢侈。我请他参加开幕式酒会之类的活动，他犹豫了。“餐馆那边忙，怕过不来”，他呐呐地说。 次日，他尽地主之谊，陪我出去游览拍照。那是晚秋时分，树叶红黄相间，阳光柔和，暗示着冬天的肃杀。克拉克夫位于波兰南部维斯瓦河畔，是波兰中世纪的首都。老城广场保留着文化复兴时期的原貌，石板路通向过去，让人想到时间的磨砺。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广场周围的餐厅酒吧，深藏于古老的地窖中，烛光摇曳，彷佛召唤古老的幽灵。 刘羽夫人到旅馆来接我们吃午饭。我扬手招来出租车时注意到她眼中的慌惑，我才意识到出租车就像文学一样，对他们来说是奢侈品。我们来到大学区的灰色楼群中，她坚持要付出租车费。这是栋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宿舍。上楼，拐弯，穿过楼道，眼前是刘羽的小餐馆:没有店面，只在门口挂了块招牌;五六张小桌错落，虽简陋，但布置得还 1 2 雅致，干干净净。跑堂的波兰姑娘是唯一的雇员，我们是唯一的客人。刘羽在厨房叮叮当当地忙乎，四菜一汤，招呼我们就座。 这顿饭我吃得一点儿都不踏实:眼见这生意只有赔本的份儿，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混过来的。记得97年春他在我家指天发誓，只要赚到十万美元就洗手不干了。可这不是与那目标背道而驰吗,在我盘问下，刘羽掰着指头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