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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代理人”贪腐典型案例 当前，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受贿犯罪突破了以往直接收受财物的形式，出现了新的手段方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工作报告强调，坚决查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 传统腐败的主体往往是掌握公权力的领导干部本人，而新型腐败则延伸至其父母、配偶、子女、亲属、朋友等。个别领导干部妄图使用“障眼法”，自己隐身幕后，唆使亲属或其他“代理人”“第三人”收受贿赂、充当“白手套”。其收受的好处不再局限于现金、礼金、银行卡等形式，而是与挂名领薪、股票、期权等紧密结合。 通过“第三人”“代理人”来收受、保管和打理违法所得，主要牵涉企业主、下属、家人亲友等 父亲经营茶叶，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径山派出所原副所长祝华荣便以此为托词，持续向管理服务对象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兜售所谓的“龙井茶”。2012年至2021年，祝华荣通过这种方式受贿100余万元。2022年5月，祝华荣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违纪所得予以收缴，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除了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侄子、外甥等亲属往往也会被贪腐分子当作“挡箭牌”。 “如果组织没有发现，他就堂而皇之把受贿款收入囊中；如果组织发现了，他就咬定这是支付给庄园的苗木款。”办案人员介绍，湖北省大冶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二级调研员黄开旺承包了一处庄园，主营苗木、家禽和鱼塘，由外甥在“台前”打理。老板田某某曾通过签订虚假购买苗木合同等形式，向黄开旺行贿27.65万元。2022年3月，田某某被刑拘，黄开旺担心事情败露，便安排外甥以庄园名义起诉尚有部分苗木款未支付的这家公司，企图将受贿款“洗白”。2022年11月，黄开旺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并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受访地方纪检监察干部表示，从近年查办案件情况看，个别公职人员通过“第三人”“代理人”来收受、保管和打理违法所得，主要牵涉企业主、亲友等。 近年来国内汽车行业风头正劲，眼看着一些同行薪酬大幅提升，上海国际汽车城（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工程师李霖开始贪欲膨胀，向合作的服务商、供应商索要贿赂。2018年到2019年间，他从朋友圈挑选了两个较为“听话”的朋友，以其名义先后成立了3家所谓“科技公司”并实际操控。 2019年，李霖利用手中职权，促成了与上海某科技发展公司一份价值1500万元的业务合同。事后，李霖向对方公司负责人朱某暗示把一半的合同款作为“回扣”，并要求对方分别与3家第三方公司签订总金额742万元的“服务合同”。这3家公司既没有办公场所也没有员工，更未提供任何服务，这笔“服务款”实际就是贿赂款，都落入了李霖的口袋。 2021年初，上海市嘉定区纪委监委调查发现，李霖受贿总金额达1900万元，仅利用3家“影子公司”就疯狂敛财1400万元。2022年11月，李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九个月，并处罚金100万元。　 利用“代理人”收取“中介费”，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合作经商型”受贿，手段更加隐蔽、复杂、多 重庆市万州区生态环境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刘勇就是利用“代理人”受贿的典型。刘勇让同学沈某某与项目承建商签订虚假合伙协议，通过收取项目“转让费”或“管理费”的方式收受巨额贿赂。 “刘勇让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沈某某在‘前台’敛财，自己则在‘后台’利用手中权力为老板提供帮助，沈某某就是替他操作权钱交易的‘白手套’。”万州区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徐合平介绍，“查办此类案件，办案人员要紧扣犯罪构成要件，透过复杂的表象查清背后权钱交易的本质，重点关注被调查人的亲属圈、朋友圈等社会交往情况，围绕大额消费等情况反向追查资金来源，抽丝剥茧、去伪存真，还原事实真相。” “所谓‘代理人’或‘第三人’主要有三类，与受贿方的密切关系依次减弱，第一类是与受贿方关系密切的配偶、子女等特定关系人，信任度最高，往往是利益共同体；第二类是亲属、同学、战友等关系相对密切的群体；第三类是中介组织或经纪人，受受贿方委托收受、保管、支取贿赂。”江苏省金湖县纪委监委第三审查调查室相关负责同志说。 浙江省台州市纪委监委第四监督检查室主任陈伟聪介绍，此类违纪违法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利用“代理人”收取“中介费”。在行政审批过程中，行政部门需要中介机构进行材料评估、鉴定等，有可能出现部分领导干部帮助中介机构出面站台，中介机构向企业收取高昂“中介费”的情况。在某工业用地土地收储过程中，台州市三门县沿海工业城管委会原副主任周某、三门县土地储备中心原主任邵某伙同某中介机构张某，共同出面接受企业宴请，周、邵二人称张某对于土地收储事宜内行，可放心交其办理。张某收到“中介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