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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国时期教育家精神特质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深化，教育事业单位的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教育发展的时代潮流越来越具体。顺应这一趋势,全国许多地方都在积极推进教育家成长,尤其对校长成长为教育家的呼唤最为迫切。教育家标准尽管宽严不一,但一般认为,教育家是指那些心系教育,拥有鲜明的教育思想,取得富有成效的教育实践,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教育工作者。在这其中,教育家精神———教育家在办学实践所体现出的对于教育工作的基本态度和职业操守———是一个人能否成为教育家的前提条件。没有教育家精神,就不会去积极探索教育实践,因而也难以形成有特色、有成效的办学实践;没有教育家精神,就不会去深入钻研教育的未知世界,思考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因而也无法生成鲜明的办学思想。若如此,办学者广泛的社会影响也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是否养成教育家精神,对于校长能否成长为教育家至关重要。 不仅如此,教育家精神的坚守对于学校教育的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价值扭曲的情况在教育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校长采取增加课时、压缩课外活动时间等措施来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却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成长。一些校长仅仅满足于学校的常规运行,满足于学校工作不出差错,而很少结合具体情境谋划学校的改革与发展,学校缺乏生机。这些现象的存在固然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相当一部分校长缺乏内在的精神力量来回应它。如同有学者所指出的,校长的无力感和虚无感弥漫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教育的价值和意义被空洞地解读为学生成绩的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校长教师个人的升迁。 尽管探讨教育家精神具有重要价值,然而在当前的有关文献中,这一主题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民国时期教育家灿若群星,涌现了陶行知、张伯苓、廖世承、经亨颐、林砺儒等一大批教育家。本文将就教育家精神的内涵,结合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进行深入分析。大体而言,教育家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积极推行民主管理,形成“人格教育” 教育家应该具有探索和创新精神,这是教育家区别于墨守陈规、照本宣科的“匠人式”校长的重要特征之一。只有勇于开拓,不断创新,才能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办学实践;只有不人云亦云,不断探索教育的真谛,才能积淀先进的办学思想。对于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做过这样的诠释: 陶行知(1891-1946年)一生最大的业绩就是不断批判和创新。他在批判旧学校“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同时,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与传统学校迥异的新型学校,对传统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陶行知的探索精神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便表现出来。他在1919年任南京高师教育科主任后,对该科主管的附属中小学进行改革:以儿童为中心,注重学生自学,根据学生的特点和兴趣,施行选修制和学分制,在课外设十几个活动班让学生按兴趣自由参加;教学采用“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班级设立学生自治委员会,以培养学生自治和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这些改革措施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是陶行知探索、创新精神的初步显现。此外,陶行知还对南京高师的招生、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等进行一系列改革,课程设置突出科学性、系统性和应用性,增加许多新学科,改用“选课制”,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倡导“教学合一”(后发展为“教学做合一”)。他力主吸收女子入学,开创了男女同学的新风。 在廖世承(1892-1970年)心目中,理想的教师应该具有勇于尝试、不断创新的精神。教育是流动的,非一成不变的,须随时改进。在改进教育的时候,必须抱实验态度,不可囿于成见。 张伯苓(1876-1951年)在办理南开学校的过程中也充满着探索和创造。他号召大家绝对不能固步自封,安于现状,而要本着奋斗的精神,采取乐观的态度,从事于创造的生活。 经亨颐(1877-1938年)在办学过程中始终站在时代风潮的前面,为我国尤其是浙江中等教育做出了创造性贡献。他在任职浙江一师校长和举办春晖中学的过程中,进行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在浙江一师提倡纯正的教育、人格教育,强调学校“陶冶人格”的使命,在春晖中学倡导动的教育观。他提倡改用白话文教授国文及注音字母教学,由此开启了浙江校园的白话文教育。他倡导建立学生自治制度,以养成学生自动的能力、自律的习惯和互助的精神,由此树立了杭州各校实行学生自治的范本。他倡导试行“学科制”,使浙江一师成为全国中等教育最早一批试行选科制、学分制改革的学校之一。他倡导实施教师专任制,使浙江一师成为浙江最早实行该制度的学校,后来在春晖中学继续实行这一制度。此外,经亨颐还改革学校管理体制,建立评议会作为最高议事机构,实行民主治校;改革考试制度,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引领着当时学校的发展。 可以说,敢于探索、勇于创新是民国时期教育家共同的精神特质。正是源于这种精神的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