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层媒体公共服务的发展历程与价值反思-《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1期).docx

龙源版权所有 中国基层媒体公共服务的发展历程与价值反思作者：黄艾来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01期 摘 要： 基于对“村村通广播电视”的历史考察，从理念、政策、实践三个层面深入分析了中国基层媒体公共服务的价值逻辑、运行逻辑以及实践路径。国家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催生了20世纪末的反思与行动：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政策推进“村村通”工程建设，提供满足社会公众基本文化需求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以保障社会公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这一逻辑里蕴含了党和国家一以贯之的“为人民服务”的施政理念和智慧。政府通过再分配和“去商品化”的方式，让全体人民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把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关系之中，这对当下实现“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时代命题提供了有益借鉴与思考。 关键词： 基层媒体; 公共服务; 公共利益; 为人民服务; 去商品化; 再分配 中图分类号： G219.2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2.01.005 一、 引 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这一战略性表述一经提出，便引发了学界和业界对于新时代公共服务的重新关注和思考。 在公共文化服务范畴中，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既是一項重要的内容，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支。它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传承民族文化和提高国民思想文化素质为目标;它以无线、有线、卫星等传输覆盖网络为基础，以频率频道为载体，以新闻报道、信息服务、知识普及、科技教育、文化艺术、体育赛事、娱乐生活等为内容，具有内容服务和公共平台服务的双重功能[1]。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广播电视始终处于先导性和基础性地位。我国于1998年启动实施的“村村通”工程，通常被视为中国基层媒体公共服务实践的一项标志性举措。那么，中国基层媒体公共服务政策出台于怎样的社会背景？其运行逻辑是什么？有着怎样的实践路径？ 下面，笔者以“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为例，纵向梳理中国基层媒体公共服务的历史，探究中国基层媒体公共服务体系的价值逻辑、运行逻辑以及实践路径，深入探讨中国基层媒体公共服务发展的动力机制，以期为新时代中国基层媒体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创新，以及“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有益借鉴与思考。 二、 价值逻辑：“为人民服务”的公共考量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国家宏观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肇始与开局。随着市场经济改革在广电领域的推进，广播电视的市场化诉求、产业化发展成为主导方向，“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成为各广播电台、电视台（后合并为广播电视台）运行的新模式，以往电台、电视台的运营经费和工作人员的工资不再由公共财政提供全额保障，市场服务的理念成为广电事业运营的轴心。一方面，广电领域内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传媒经济的发展，使广电事业进入迅速发展的时期。但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商业利益的驱动，广播电视市场服务也难免落入“市场失灵”的窠臼，急遽的市场化改革使城乡广电业的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距：在物质生活领域，城乡差别大约是三比一;而在广电领域上，城乡差别是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在城市及经济发达地区，广播电视覆盖已基本完成，大部分城市居民一般都能收听收看到几十套广播电视节目，但在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尤其是在一些地貌复杂、经济欠发达的“老少边穷”地区，仍然听不到、听不好广播，看不到、看不好电视。农村广播电视节目数量、节目质量、服务水平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和资讯信息需求。据统计，全国有近2亿人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视[2]。 当时的广电部注意到了此时城乡广电发展的失衡。在1997年7月17日“全国广播影视厅局长座谈会”上，时任部长孙家正提出，在“广播电视覆盖”问题上要对农村进行重点关注，强调了广播影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要从全局的高度、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度，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正确处理好事业发展中‘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的关系。不仅广播电视，还有电影工作，都要十分重视农村农民。忽视广大农村的广播影视工作，忽视广大农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迫切需要，这将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将偏离广播影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3] 在这个讲话中，孙家正部长肯定了吉林开展电视扶贫、消灭收视盲点、实现村村通电视的做法，这是“村村通”的表述第一次出现在官方讲话中。在某种意义上，这次讲话可以理解为1998年启动“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前奏。 时任广电部副部长田聪明回忆了“村村通”工程启动初期，广电部及各省广播